9世紀之初的藩鎮
到9世紀初，新的藩鎮已經存在了約40年，并且已成為唐代地理上的長期特征，雖然個別藩鎮的地盤發生了變化。軍隊依然是藩鎮的核心。
上述這些部隊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是正規軍，他們的全部生涯都在行伍中度過。但有充分材料說明，地方的民兵（團練）也在藩鎮軍隊中被廣泛使用，所占比率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使用團練有明顯的優點：費用低；雖然他們不經常武裝，但在境內能很快地被動員起來。雖然他們沒有受過在境外作戰的充分訓練，但在保衛其家鄉時可以指望他們英勇戰斗。事實上從這一時期藩鎮軍的戰斗記錄來看，團練所占的比率似乎是很大的；這些軍隊在境外作戰的無能是有名的，但在守衛自己的領土時卻打得很頑強。
軍隊對藩鎮的長期發展在兩個方面有重要影響。第一，軍隊部分地使藩鎮的行政越來越表現出地方色彩。如前所述，一旦軍隊駐扎在特定的地區，其兵將的利害關系必然會與所在地區混為一體，而且越到后來越強化。最后，他們基本上代表了當地的利益，這一事實往往使他們與外面派來的節度使發生不和。第二，這個方面部分地減輕了第一個方面的影響。在大部分藩鎮，軍人成了世襲的職業，這倒不是因為它能使軍人取得很高的地位，而是他們有希望取得豐厚的物質報酬。軍隊可以要求高報酬和高待遇，他們也往往是這樣要求的。因此到后來，軍人，主要是牙軍，成了一種新的低級特權精英。這當然使他們極力反對任何現狀的改變，不管他們忠于皇帝還是忠于節度使，情況都是一樣（在9世紀，魏博軍和武寧軍在這方面更是臭名昭著）。此外，他們的要求必須由當地的納稅者來滿足，所以他們把自己作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而置身于人民之外。從這些情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為什么有的節度使專門擴充親兵隊伍，并且在調任時把他們隨身帶走。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前面提到了州的制度原樣未動，而在它上面加上了藩鎮這一組織，由于州至少在理論上從未被明確地規定應附屬于藩鎮，結果就有出現兩種平行機構的危險，而且也的確多次出現了這種危險。根據律令，這兩種機構幾乎獨立行使職權。在這種情況下，節度使限于在一個地區內維持治安，對刺史和縣令只行使監督的職能，刺史和縣令則繼續履行他們既定的地方職權。但實際上，由于節度使除了擁有兵權外，通常享有名義上的高官階、威望大，與朝廷關系密切的優越條件，所以一般能把自己的決定強加給刺史。此外，由于他還負責朝廷和州縣之間的通訊聯絡工作，他在下達朝廷的指令時使他能借此夾雜自己的命令。他有權考核自己治下官員的政績，這顯然又助長了這些官員個人聽命于他。最后，州支持藩鎮的機構和軍隊的義務使它在財政上依附于藩鎮。由于藩鎮一般負責接受和處理地方歲入中本鎮和中央政府的收入部分，州的財政依附關系幾乎是完全徹底的。
對自己的行政人員（使府）和軍官，節度使實際上擁有任命全權。這意味著這類人員取得官職的途徑不同于和獨立于中央吏部任用的人員。各鎮和吏部吸收人員的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但是，吏部重視出身，有相當明確的界限，即靠貴族門第、蔭庇、科舉中式或從胥吏工作提升而取得當官資格，而在各鎮任職的人員來源的界限則遠為不清和多樣化。這類人包括未中舉或者雖中舉但未得到職事官的文人（韓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轉搞行政專業的軍人和社會出身低賤但有一定程度的文才足以勝任一般行政工作的人。事實上，在這些藩鎮當局下的晉升在王朝后半期成為社會人才流動的最重要的途徑，因為這時許多以前沒有當官機會的人能取得官員的地位而升入各級行政機構之中。這樣，在地方上，州縣組織和藩鎮的行政組織這兩類平行機構不但在它們基本的政治和行政歸屬方面，而且在總的社會成分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當然，如果節度使在州縣職位上安插了自己任命的人，這種不同就趨于消失。根據中央政府的觀點，那些通過藩鎮非正式任用而進入仕途的人不全是正式官員，按理說依然是屬于“流外”官。結果，它對他們的提升和任期作了種種限制，并試圖在他們和有正式資格的官員之間保持一條嚴格的界線。實際上除了武官外，他們中沒有人獲準在中央政府任職。可是正如中央政府中的正式官員白居易指出的那樣，與正式的地方官員相比，在藩鎮機構中任職的官員人數更多，待遇更高，由此可以想像地方當局掌握的財政資源有多少了。因此，在朝廷基本控制的藩鎮中，節度使享有對自己藩鎮的指揮系統的直接權威，并能對其所屬的州縣官員施加強烈的影響。在本文討論的時期內，大部分節度使能比較自由地行動，特別是那些多年在一個職位上留任的人更是如此。不過其中的大部分人根據他們的意愿，或是在自己的地盤中鞏固和擴大個人權勢，如劍南西川的韋皋，或是大發其財，如曾在幾個鎮任職而變成巨富的王鍔。從這些例子或其他例子可以看出，這不一定在節度使和朝廷之間造成對抗的關系。
但如前面所述，一個官員一旦在一個相當大的、或是富饒的、或是地處戰略要沖的藩鎮牢固地樹立了領導的地位，他的行為就變得比較反復無常了。甚至在正常的情況下，由于藩鎮和州的職權范圍沒有被適當地劃分，中央和鎮當局一直明爭暗奪地力圖對州進行控制，這樣，中央和藩鎮之間就存在著一種明顯的緊張關系。直到9世紀初期，除了德宗登基的最初幾年，緊張關系的加劇主要是藩鎮當局的行動所造成。但從805—820年，由于中央采取了重新集權的新的有力行動，它加劇了這種緊張關系。
在自治的鎮，問題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同，因為在這些地方權力的體系已經合而為一。與藩鎮的武官和幕僚一樣，刺史和縣令都是由節度使任命的，他們取得負責的職位正是因為他們是他的堅定的追隨者。可以這么說，在這些藩鎮，朝廷不能通過他們的刺史插手藩鎮的內部事務，因此只能通過節度使及其官署。但是如果節度使在這些鎮內的控制更加臻于完善，那么控制問題又比其他獨立程度較小的藩鎮要嚴重得多。權力赤裸裸地以武力為基礎，節度使單獨地負責，由他有效地任用人員。由于他將自己的地盤置于朝廷的控制之外，如果他的政體失敗，就不能指望得到朝廷的支持。他們所受的懲處或是遇刺，或是被驅趕下臺。結果這些藩鎮的節度使采用了一種精心設想的控制體系，812年李絳給皇帝的一份奏議對此部分地作了闡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持此以為長策。”此外，這些節度使還采用人質制以防止變節或叛亂，同時深深地依靠家屬，因為可以放心地讓他們擔任關鍵的職務。提升的諾言和賞賜的不時頒發也能積極地鼓勵忠誠。這類行動也能在朝廷控制的藩鎮中見到。但它們與朝廷的關系是，節度使嚴格地要向朝廷述職，而在困難時也保證能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在朝廷控制的藩鎮中，這種關系與其他的藩鎮有本質的不同。
在財政方面，兩類藩鎮之間也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區別與其說表現在特定的財源方面（因為歲入基礎不論政治秩序如何變動，基本上保持不變），不如說在它的處理方面。兩類材料都很少，但朝廷控制的藩鎮的財源的處理顯然要復雜得多。自治的藩鎮不論它們是否名義上上報朝廷，它們只是單純地征稅并截留歸己。中央政府從它們那里收到的唯一收入就是“貢”品，如果進貢，也是不定期的，時間和數量都取決于節度使。有些忠于朝廷的藩鎮的情況也基本如此，如劍南西川的韋皋就享有完全的財政自主權，不過這可能是合理的，因為那里亟須防止南詔和吐蕃對四川的入侵。但大部分藩鎮事實上仍然需要向中央當局上報。
藩鎮當局應收的歲入為所轄各州所交的“送使”部分，另外還有鎮所在州的全部收入。如果節度使及其僚屬想超過這些法定的限額，他們必須謹慎從事。一個額外增加歲入的常用辦法是另立戶籍而不向中央政府上報，它們的稅賦專作本鎮的收入。另一種做法為“應避”，也稱“應庇”。地方上的富戶通常將其土地名義上交給有官員地位的可以免稅的個人，另外付以錢財作為他們土地得到免稅的報酬。
征稅權給個人創造了很大的獲益可能性。有些其他權力分屬于藩鎮的各級官員，但這些財權只操在節度使一人手中，因為他是境內最高級的財政官員，只有他有權征稅。他把持的與朝廷聯系的權利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他及其心腹助手才能決定哪些課稅已得到中央的認可，哪些則沒有。非法的附加稅（有不同的名稱，如配率、加配、加征）之采用有兩種方法：第一種，在規定征課的基礎上簡單地增加稅率；第二種，不管是否打算作為正式的稅，以巧立的新名目開征。兩稅法的推行旨在結束當時存在的這些名目繁多的特殊課稅，但中央權力的衰落使這一希望變成了泡影。
藩鎮的官員還利用8世紀后期和9世紀商業發展的機會自行在境內設關卡稅，它與19世紀推行的厘金稅很相似。地處交通要道的藩鎮則機會更多。例如，宣武和武寧肆無忌憚地利用它們位于汴渠的地位。長期任宣武節度使的韓弘到819年退隱時積聚的財富達數百萬（以錢、絲帛、糧食和珍貴物品計）。最難從文獻中了解的藩鎮的行政特征是藩鎮當局與當地人民的確切的關系，以及在它們的轄區得到多少人民的支持。新的藩鎮機構和人員無疑會被授受為正常的行政秩序的組成部分。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在軍隊方面，大部分行政的和軍事的中、低級分支機構一定由本地人充任員工，與地方利益有密切關系。但這種情況——再加上其他因素——是否會產生地區情緒煽動起來的要求割據一方的壓力？我們對此只能推測。我們從廷議的政策中的確知道，自治藩鎮的民眾緊跟當地領袖的情況曾被認真地考慮過。
這種民間的支持在一個藩鎮內需經過一段時期才能發展起來，所以不能解釋為自治政體出現的首要原因。類似的可能性在帝國的許多其他地方也存在，那里也有許多產生高度割據的辦法，但實際上出現的自治程度則沒有那么高。事實上：割據稱雄的局面之所以沒有普遍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由于全國的精英繼續把自己與他們所知道的既存體制——唐皇室主持的朝廷——視為一體。這種一致性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也是文化和道德上的。對王朝的這種依附性也可能普遍存在于平民的情緒之中，其程度比人們所了解的更為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