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問題的斗爭

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對平靜，只是由于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長孫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世紀40年代初期，隨著他兒子們都已成年，兩個皇子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繼位斗爭。這場沖突是太宗自己無意中促成的。兩個對手一個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長子太子承乾，一個是魏王泰。有關這一時期的正史說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說他可能比他“大哥”承乾還年長，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個妃子所生。雖然承乾因患嚴重腿病而跛足（可能是痛風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剛即位后不久的626年陰歷十月就立他為太子了。甚至在639年以前，當承乾的越禮行為尚未最后成為公開丑聞時，太宗已明顯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現了對魏王泰的偏愛。李泰當然會把太宗有增無已的恩寵當做有希望繼位的征兆。他左右的一幫年輕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員也希望他代承乾為太子，以便附驥沾光。承乾的日益反常的行為看起來是有可能導致他被廢棄。李泰左右的這一伙人中有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因此在繼承問題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現了兩大勢力集團，一個支持承乾，一個支持李泰。為了防止官員分化成兩個各懷擁立目標的對立集團，太宗宣稱，如果因故廢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將繼承乾之位。

在這期間，太宗用各種方法改進太子的行為，方法之一是在643年初期指定剛直而重道德倫理的魏徵為太子的老師。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太宗決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親信的壞影響。643年初期，他殺了太子的三個親信，一個是太子的寵侍歌童，另兩個是以異端誘惑太子的道士。

太子懷疑自己和孌童的關系是李泰告訴太宗的，并對太宗的日益嚴厲的態度越發警覺起來。于是他計劃殺害李泰和除掉他父親。參加太子這個計劃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長期親信杜荷和在征討高昌之役中因行為不端受處分而心懷不滿的將軍侯君集、太宗的異母幼弟并對太宗的屢次訓斥日益厭煩的性格粗野的漢王李元昌。

幸虧另一個皇子齊王李祐謀反失敗，使李承乾的陰謀還未實行就暴露了。李祐叛亂計劃的參與者之一紇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謀殺太宗的人。紇干承基揭發了太子的陰謀，使朝廷更加吃驚。643年陰歷四月，承乾被廢為庶人，囚禁在現在的貴州邊境，死于644年末。雖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廢除承乾子嗣的繼承權，可是他特別寵愛李泰；隨著承乾的被廢，他現在宣布有立李泰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隨者當然熱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權勢的老臣長孫無忌卻極力反對這個計劃，主張立當時快滿15歲的李治為太子。于是朝中分為對立的三派：即原來支持承乾而現已瓦解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長孫無忌及其他大臣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派。但是，因皇帝的意見受到最有勢力的顧問們的反對和由此產生的對政治安定的威脅所造成的艱難局勢，很快得到了解決。李泰本人開始暗地里威嚇李治，因李治過去和新近被處死的漢王關系很好。隨著新陰謀的暴露，太宗沒有其他選擇，只有褫奪李泰的爵位并把他驅逐出京。這種家事的煩惱使得太宗的精神瀕于崩潰。他抱怨三個兒子和一個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于褚遂良的阻攔他才沒有飲恨自盡。

對于繼承問題，太宗沒有什么選擇余地了。由于李治受到有影響的大臣們長孫無忌、褚遂良和房玄齡的有力支持，太宗于是在643年陰歷四月正式立李治為太子。同時，為了使李治受到嚴格的教導，一批有很大權限的官員被任命為他的老師，其中包括長孫無忌、房玄齡、年老而固執的蕭瑀和李世可是太宗仍然認為，他是被迫作了錯誤的選擇，而且懷疑意志軟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國家。643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吳王恪做太子；李恪的母親是隋煬帝的女兒。因此，繼承問題再無變動，649年陰歷五月，享年不足50歲的太宗在久病后去世，李治即位，成為唐代的第三個皇帝高宗。

對一個盛世來說，太宗晚年是個不幸的結局。當645年發動給他蒙上一層失敗陰影的遼東戰役時，太宗患了一種精力耗竭的衰弱癥，以致很多日常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勞。雖然他早年曾屢次嘲笑過去那些執迷不悟地尋求長生和靈丹妙藥的帝王們，但他現在極力想減輕病痛，也找來一個印度巫師那羅邇娑婆寐治療。雖然太宗的統治以低調告終，但它是唐代的第一個鼎盛時期，而且在某些方面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他留給他的繼承者一筆龐大的遺產：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機構、繁榮的經濟及廣大的國土。雖然他在高麗的失敗投下了陰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國出現了自漢朝全盛時期以來所沒有的興旺景象，一個充滿自信的、安定的和繁榮的局面。顯然，太宗時代的清平之治一定會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穩定的甚至危險的年代中繼續供職的官員們產生深沉的追思。

隨著時間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榮譽也隨之增長。對后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國家由一個精力充沛但聰明而謹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著他的帝國，同時又一貫謙虛耐心地聽取群臣——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見。太宗的施政作風之所以被人推崇，不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納諫愛民為治國之本這一理想，另外還由于它表現了君臣之間水乳交融的關系。

在武后統治的黑暗日子里，當群臣之間的良好而坦率的關系為惴惴不安和無窮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時候，就出現了要恢復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祿山之亂以后，當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種只求茍安的權宜之計時，當皇權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從玩弄權柄時，太宗之治就顯得無比的強盛和成功了。

后來，吳競在705年編撰名著《貞觀政要》，記述了太宗和群臣有關國家長治久安之策的討論，編者希望在武后統治了半個世紀之后，太宗的行政作風能予以恢復；此書成了帝王資治的基本手冊，后世探求治國之本的帝王們及極力說服皇帝納諫的大巨們都熱心研究。此書也為朝鮮人和日本人所愛讀，后來被譯為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洲等文字，以供西夏、遼、金等朝的統治者參考。它形象化地體現了太宗之治的作風，因此風靡東亞，成了強有力的政治理想。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貞觀政要》有一部軍事方面的姊妹篇《李衛公問對》。這部書的現在形式很像宋初的偽作，但也包含一些真的內容，它記述了太宗和他的名將李靖討論的各種戰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