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隋唐時期（581—907年）歷史的篇幅占兩卷，本卷為第一卷。它旨在為讀者提供這一復雜時期的一部記敘體著作。在此期間，中國在政治制度、與鄰國的關系、社會組織、經濟以及思想、宗教和藝術生活的各個領域等方面都發生了廣泛的變化。下一卷將詳細論述制度、社會和經濟變化以及思想發展等大問題，并附有這兩卷的參考書目。

只要瀏覽一下這一參考書目，就可以看出許多近代的學者已對唐代進行了專門研究。中國學者因視它為中國政治力量和影響的鼎盛時期和在文化、藝術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為注意。日本學者之所以專心致志于隋唐時期的研究，不僅因為他們對這一時期有內在的興趣，而且因為在此期間日本深受中國制度的影響。結果，日本學者對隋唐時期的中國自然有一種深入和本能的了解，因為后者給他們自己的國家結構、法律、制度、藝術、文學甚至文字，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方學者也早就對這一時期著了迷，1753年耶穌會宋君榮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雖然隋唐時期比19世紀以前中國史中的任何時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學家的嚴謹的研究，但最廣義的政治史卻被忽視了，而且被視為理所當然。令人奇怪的是，本卷論述的大部分內容甚至連近代的中國歷史學家也未詳細考察過。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9世紀的前幾十年才受到應有的嚴謹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時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審慎和帶批判性的著作《資治通鑒》，此書為司馬光等人合寫，成書于1085年。通過本導言，我將扼要說明貫穿于這一時期并吸引過去學者注意的幾個主要論題，同時提請注意因我們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質而引起的幾個復雜的根本問題，因為它們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學家的成就。本卷對各個階段的論述詳略不一，這與我們掌握的各階段文獻資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全國統一的形成

在這幾個世紀中，最重要的一個長期歷史發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國的大一統。在此之前，秦漢建立的統一帝國已經崩潰。2世紀后半期中央權威日益衰落，許多地方權力結構隨之成長壯大。2世紀80年代的黃巾之亂和其他民變及隨之出現的幾十年的內部沖突和近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最終破壞了漢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權威。武力成了權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武將控制的傀儡。強大的地方權貴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著地方的穩定和法律秩序，他們個人擁有大量土地和眾多依附于他們的農戶和武裝門客。220年，當最后一位無權的漢帝讓位給他的一位大將時，中國分成三個地區國家，它們的中央政府都沒有全盛時期漢朝的那種毋庸置疑的權威。雖然晉在280年短期內重新統一全國，但新政權并無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嚴重內亂的犧牲品。幾乎不久，即在4世紀之初，北方被一批批異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躪，晉只作為一個地區政權而在南方茍延殘喘。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統的羌和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種突厥人、準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們蹂躪了原來為中國最先進、最富饒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令人眼花繚亂地建立起一個個短命的小王朝。北方經受了一個多世紀不斷的戰爭、混亂、破壞和自然災害的苦難，才在440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個穩定而統一的北方政權（北魏）。

雖然拓跋人在幾十年中試圖保持他們的文化特征，但他們與其前人一樣，發現自己不得不采用中國的制度并且與中國的社會精英合作。他們的傳統的部落貴族感到自己快被其中國臣民同化，于是做出了強烈的反應；隨之產生的緊張對立使北魏帝國分裂成兩個國家，即國中非漢族成分仍最為強大的西魏（557年成為北周）和東北的東魏（550年成為北齊）。最后，在577年，北周征服北齊，重新統一中國的北方，再度樹立起西北人的政治和軍事的支配地位。

這幾個世紀非漢族所占的政治和社會的支配地位給中國北方的社會和制度帶來很深的影響。各個外來統治王室的貴族經常與中國社會精英聯姻。特別在西北，那里出現的兩個貴族集團所形成的社會精英與傳統中國的統治階級迥然不同。這兩個集團一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貴族，一為其權力基地在山西西南、陜西和甘肅的強大得多的關隴貴族。它們的成員不但是混血兒，其生活方式也深受游牧部落風俗的影響；甚至到了唐代以后很久，它們之中的很多人仍既講漢語，又講突厥語；它們基本上是軍人集團而不是文人精英，過一種艱苦而多活動的室外生活；另外，如同其他游牧民族，它們的婦女遠比傳統中國社會的婦女獨立和有權威。

在東北平原，山東（太行山以東地區，即今河北、河南和山東）的幾個大貴族世家竭盡全力想保持它們作為漢代文化真正繼承人的社會和文化特征。它們注意不與外來的貴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不卷入宮廷的政治斗爭，在自己的地方根據地上保持強大的力量。

隋作為北周的后繼者而崛起。與北周的統治王室一樣，開國者楊堅（未來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關隴貴族。這個家族的成員曾先后為北魏和西魏效勞，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創建北周的強有力的家族之一。這批家族還包括獨孤氏（楊堅之妻的家族）和未來唐王朝的李氏，它們通過復雜的婚姻紐帶而互相發生關系和與北周王室發生關系。隋不僅使由西北各貴族大族組成的小集團的政治優勢得以綿延，它還通過在前一世紀已被北方諸王朝所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繼續組織它的帝國。在這一方面，唐朝也繼續沿著幾乎同一條路線走下去。因此，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存在著從北魏一直持續到唐初的強有力的延續性。

隋文帝執政初期是在北方鞏固從北周接管的政體。不到幾年時間，隋朝便制定了新的法典，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混亂體制并使之合理化，把京畿的官署和地方的衙門結合成由強有力的中央控制的統一的官僚機器，振興了國家的財政結構，沿北方邊境加強了對突厥人的防務。與北魏和其他北方王朝一樣，隋號稱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隋文帝現在開始把它變成現實。

對南方的征服提出了幾個嶄新的問題。中國的南方最初被晉統治，后來又由幾個短命的王朝——宋（420—479年）、南齊（479—502年）、梁（502—557年）、陳（557—589年）——來統治，這樣一直搞了兩個世紀。南朝都以豪華奢侈的建康（今南京）為京都來發號施令，并被一小批強有力的貴族門閥及其武將所操縱。它們政治上不穩定，它們統治的時期不斷發生宮廷陰謀、政變和篡位，它們不時企圖收復北方，但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南朝的中心在長江下游，但在這幾個世紀的主要成就表現在中國人開始向江南地區移民，表現在安撫和同化那里的土著。

雖然南朝弱于北方，但在某些方面卻比北方先進。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從北方逃難來的，自以為與北人的氣質迥然不同，鄙視北人，認為他們粗魯、土氣，是半野蠻人。他們稱自己是漢文化的標準的繼承者，并發展了一種特別典雅的文體、自己的哲學和佛學學派以及自己的溫文爾雅的社會習俗。3世紀和4世紀的混亂對北方產生了社會和經濟的深遠而持久的后果，大批人逃亡（特別從西北），希望在四川、淮河和長江流域等比較安定的地區避難和尋求新生活。數百萬人在4世紀的不斷戰爭中喪生。北方的大片土地遭到破壞，人口減少，耕地荒蕪，因此北方諸政體不斷地力圖鼓勵它們的人民利用土地獲益。在拓跋人統治下，奴隸制又大規模出現了，這又引起了社會混亂。北方的大部分地區又恢復了自給自足的耕作制，社會傾向于密集在由一個或幾個大族控制的小地方單位內。交易和商業衰落，貨幣被廢棄。北朝諸政體就是針對這種局面制定它們的制度的；它們征收實物，政府的大部分次要的職能都是通過勞役來完成的。

南方的土地一旦被開墾，就遠比北方的肥沃，產量就高得多；南方廣泛采用的水稻移植法使它能生產大量剩余糧食。貿易繼續發展，貨幣的使用也日趨廣泛。南方諸政權對商業實行課稅；貨幣在財政體制中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隋朝對南方的實際征服是比較容易的。當時南方有兩個政體。位于今湖北省的后梁曾是北周的附庸國，在587年很容易地被制服。位于南面和東南面的以建康為根據地的陳，經過了一次短暫的較量也在589年被征服，帝國的統一終于完成。實際的征服是以最小的流血犧牲和破壞完成的。開明的和富于想像力的政策又鞏固了這次征服，因為這些政策贏得了南方統治階級的效忠并把它們并入隋的官僚集團之中，而平民百姓并沒有額外增加負擔或完全受制于北方的土地制和稅制。到了7世紀初期，南方已成為財富和儲備的一個重要來源。在隋代的第二個皇帝煬帝統治期間，一個運河網絡被建成，它把長江流域與黃河和今北京附近的地區連接起來，從而使隋能夠以南方的糧食和物資來供養其宏大的都城大興城（今西安），并給北方邊境提供戰略物資。這就為南北方的統一提供了具體形式。

中國的重新統一證明是一個扎實而持久的成就，但隋王朝本身卻很快就每況愈下。隋朝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進行一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如建造長城和建設運河網絡）所付出的代價和造成的死亡，這些引起了國內的緊張，而國內的緊張又轉而引起普遍的苦難和不滿。由于煬帝妄想把中國的勢力擴大到原來漢朝的西北疆土和朝鮮北部（此時已是強大和組織完善的高麗國的領土），這又把事情弄得更糟。對高麗進行的一次次代價高昂但勞而無功的討伐造成了普遍的混亂，致使隋王朝的國力喪失殆盡。不過在隋滅亡以后，雖然有許多人爭奪權力，但把中國分裂成為若干地方割據的國家的任何現實的威脅再也不存在了。617年隋最后垮臺以后的問題是，哪一支叛軍能夠取代它而主宰全帝國。

甚至在勝利者唐朝時期發生的大事也證實了這一點。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國內安定以后，755年的安祿山之亂幾乎把王朝打倒在地，當時這一建于7世紀的強大而高度集中的政體證明已不能生存下去，除非它去與這次叛亂造成的強大的地方自治勢力妥協。中國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區實際上已不受中央的控制。但它們并不企圖通過成立地方割據的國家以維護自己的獨立，而寧愿繼續留在一個統一的中國政體的結構之內。

后來，在9世紀后期，群眾普遍的不滿導致了災難性的黃巢叛亂，隨之使國家分裂成十來個地方政權。它們是唐后期地方割據的產物，這種獨立既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為中央權力的徹底崩潰。它們多數是完全能夠生存的國家，大約過了70年宋朝才把它們之中的最后一國重新統一在自己版圖之內。但帝國終究會重新統一，這是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北方的有些地方在10世紀初期也陷于異族鄰邦之手，淪陷時間達四個世紀以上。但它們一直被視為應待收復的外人統治之地。

總之，政治分裂被認為是萬物自然秩序臨時的失調，在適當時候通過一個新的中央集權政體的興起，這種狀態就將告終。安祿山之亂以后，當人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中央權威的衰亡時，他們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權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權力挑戰之時。人們以封建——即分權和把權力轉移給地方封建主——大勢來看待這一形勢，而不僅僅看成是帝國的瓜分。

因此，隋唐兩朝終于樹立了中國一體化的思想，即一個領土統一的帝國的思想。下面將要談到，它們還建立了唯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勢力馬首是瞻的外圍領土地帶；也許更重要的是，它們建立了由若干獨立國家組成的隔離地帶，中國的文化、思想體系、文學、藝術、法律和政治制度及使用的文字在這些國家中處于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