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儒家（孔子學派）各派在中國歷史早期階段的發展時，這一用語的不同含義應當仔細地予以區分。首先，“家”（學派）一詞具有“家庭”、“家族”的意義，有其具體的含義。當“家”在春秋時期（公元前5世紀）快要結束之際開始出現時，它由一個大師、一群親近的弟子和為數眾多的學生組成。它的起因極可能是，需要向年輕貴族教授朝政生活中所必需的技藝，使他們能為自己將來充當社會領袖的角色做好準備。

在孔子的年代（公元前6世紀末—前5世紀初），這些技藝一方面包括宗教和文官政府的成就：儀禮和音樂，以及與它們有關的、多數政權中心所共有的某些成文傳統——尤其是《詩》和《書》——的知識；另一方面，這些技藝包括武的方面的技能，特別是箭術和御車術。古代傳統：倡導者和文獻

盡管如此，因孔子和他的學派之故，一個新的要素進入了古代中國的朝政生活，這就是對于據說在前幾個朝代——特別是西周（公元前12一前8世紀）——已經形成的古代傳統的意義進行了獨立的深入思考。即使儒家面對權臣掌權的衰世，也總是主張維護屬于周王的古代“王室”傳統，情況也是如此。應當記住，我們稱之為儒家的漢語名稱是“儒”，根據早期材料，它溯源于孔子之前的一批從事儀禮傳統的專家。可是，在早期儒家傳統中，魯國的這種中心，在集中古代禮樂的教養及經典知識的詮釋方面，看來是最突出的。不僅如此，通過具有獨立精神的大師如孟子和荀卿，我們可以從儒家的發展中看到，它在尋求保衛其傳統，反對周圍出現的志趣大異的思想時，還常常在思想上打頭陣。因此，“儒家”這一用語從一開始就表示它的兩重作用：保存并傳下古代傳統；在變動不定的世界秩序中檢討這些傳統的意義。雖然這兩重作用在實踐中是同時完成的，但第一種作用是保證儒家的連續性，第二種作用則在解決人類生活和世界秩序等問題上把它和其他各家置于一條線上了。

孔子和他的學派保存并宣揚的這些古代傳統是什么？它構成了一個新的體系而自成一家，它的特殊貢獻是什么？首先，它是指周代王室有文字記載的傳統：《詩經》中的宗廟之“頌”和《書經》中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誓”、“誥”。在這些關于禮儀的記述中，我們發現了古代宗教概念中的上帝，他主宰人的命運，特別是主宰那些受命治理天下的人的命運。這個至上的權威也常常稱為天，它位于所有其他受祭諸神之上。它揀選君主以教化人民和教導他們遵循正確的人的關系。統治者的特有權力因受命于天（天命）而得到承認，他們憑借天命行使他們的權力，并保證神、祖宗和人各安其位而共存的合乎禮儀的體系。

對集體和個人正當行為的許多準則來說，“禮”是關鍵的詞，這些準則是從孔子以前的時代傳下來的，很可能大多數用口耳相傳的方式，但卻產生了大量關于規則的稿本，從宗教儀式到朝政生活所需要的世俗禮儀形式都包括在內。《易經》最古老的部分也同樣制定了占卜形式，保證在與操縱人類命運的力量的交往中有章可循。

與孔子和他的學派關系更為密切的文獻是一部從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魯國編年史《春秋》。這是這個學派唯一的與古代周“王室”傳統沒有直接關系的文獻；但是，它間接地和歷史編纂學的傳統相關聯，而我們從儒家對此書的利用中知道，指導他們評斷歷史的主導思想也是從表現于孔子以前的其他資料的同一傳統中派生出來的。儒家的特殊貢獻在于它反省了古代禮制和人——特別是受命有權的人——在這個體制中的地位的意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孔子強調他稱之為“君子”（理想的上流人士）的特性。他稱君子的主要品質為“仁”，從仁派生出君子的所有其他品質。由于這一根本的品質，君子能夠出于他自身內心的信念而順應一個強烈地禮節化了的社會。也由于這一根本的品質，他能夠深入闡釋天的古代宗教性，因為他知道，在那里對他的一切言行將進行終極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