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機融合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的歷史沉積。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們也越來越重視本民族的文化。我們只有加強對本民族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才能更好地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具有自尊、自信、自強的民族意識。文化是維系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強大動力。一個民族的存在依賴文化，文化的解體就是一個民族的消亡。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廣大民眾對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將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繼承并傳播給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一代，是我們出版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本套叢書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組織國內知名專家學者編寫的一套旨在傳播中華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養的大型知識讀本。該書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果的同時，結合社會發展，注入了時代精神。書中優美生動的文字、簡明通俗的語言、圖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國文化中的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識要點全面展示給讀者。點點滴滴的文化知識仿佛顆顆繁星，組成了燦爛輝煌的中國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書能為弘揚中華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各民族團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盡一份綿薄之力，也堅信我們的中華民族一定能夠早日實現偉大復興！
一、初唐四杰概述
初唐四杰概述
古典詩歌發展到唐代，進入了創作的高峰期，僅《全唐詩》所收錄的詩詞作品就達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人二千二百余人，共計九百卷。在這浩繁詩卷中，享有盛名的大詩人如璀璨繁星，光芒四溢，充分展現了盛唐文化的繁榮景象。唐代多種風格的詩詞或流派宛如盛開的百花園，無論是題材、內容還是詩詞體制，都表現了我國詩歌在創作上已經全面成熟，展示了盛唐文化與盛唐政治、經濟的交相輝映，正可謂盛世空前。
（一）初唐四杰興起的時代背景
從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睿宗延和元年（618—712年）這一階段。唐詩首先大膽突破了六朝后期詩作大多束縛于玄言、山水、宮體，或抒寫個人失意苦悶的狹小范圍，開始探索社會深層階級矛盾，反映王朝政事、民族矛盾及地方戰亂，折射了該時代邊疆各少數民族的風俗，都市生活同田園風光，以及禮教、門第、愛情、婚姻等情況，其涵概之廣、表現之深，前所未有。特別是封建經濟和政治的偉大變革，把庶族寒門推到歷史前臺，使其成為政治生活最積極、最活躍的力量，也成為唐詩的主要創作群體。同時唐詩的繁榮同該時代社會思想解放關系密切。唐代統治者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相對寬松，對儒、釋、道各派思想兼容并蓄，甚至有時還允許和鼓勵官僚和士紳們對時政展開批評，這對于解除時人的思想束縛、促進詩歌創作的自由發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初唐四杰的主要歷史貢獻
王勃、駱賓王、楊炯、盧照鄰等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既獲“四杰”美譽。
“初唐四杰”對唐詩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首先，他們是勇于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愛宮體詩，所寫的詩作帶有較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秉承陳、隋的遺風，風靡一時，朝廷上下爭相效法，時稱“上官體”。然而就在這齊梁形式主義詩風占統治地位，唐詩創作即將走上歧路之時，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其他三人也隨之響應，他們一起勇敢地投入到反對“上官體”的詩歌創作活動中來，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中解放出來，還給了市井，使其為民眾所喜聞樂見。
其次，四杰為五言律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詩在四杰前已經出現，如初唐詩人王勃的叔祖王績等就曾作過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之時，五律的創作形式得到了充分發揮，并且在其作品中逐漸得到固定。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后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在唐代得以發展成熟。四杰以大量的優秀詩作將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
（三）初唐四杰主要代表作品及名次
主要代表作品：王勃的《滕王閣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著作《王子安集》；楊炯的《從軍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盧升之集》《幽憂子集》等；駱賓王的《詠鵝》《在獄詠蟬》《于易水送人》及著名的《討武 檄》等，作品集《臨海集》等。
有關四杰名次，記載不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復有王楊盧駱”，并以此次序最早論列了四人。而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則記載有“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賓王為首。大詩人杜甫在詩詞界影響巨大，其《戲為六絕句》曾有“王楊盧駱當時體”的著名詩句。盡管后來他也曾有“楊王盧駱”的評價，但前一個評價對后世詩詞界判定四杰的名次影響巨大。所以，盡管《舊唐書·裴行儉傳》一度亦以楊王盧駱為序，但到了《舊唐書·楊炯傳》則說：“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杰’。”杜甫的評價終成影響后世對四杰名次定論的根據。
（四）初唐四杰的各自特點及歷史局限性
楊炯《王勃集序》反映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的果敢行動，并得到盧照鄰等人的大力支持。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而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逐步規范化，音調鏗鏘得體。顯然他們在唐初的各體詩歌上已經各顯千秋，其詩風的犀利和清新得到世人的肯定。四杰的詩文雖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但其局限性還在于并未徹底脫離齊梁以來綺麗余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