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剛剛得知這一消息的時候，兩位獲獎者的第一反應卻都是拒絕領獎，他們都認為若非有胡衛東給他們指派了課題并做了至關重要的“前期工作”，他們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成果的，而且哪怕是才能不及他們的科學家，在胡衛東的幫助下也一樣可以取得相同的成果，最多只不過耗時長一點罷了。因此，兩人當即打算向諾貝爾基金會說明此事，要么讓胡衛東與他們分享諾貝爾獎，要么就干脆拒領
    胡衛東自然不同意他們這樣做，而此事還給胡衛東提了個醒，后來中國科技界也因此多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領導干部不得接受任何個人獎項，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因為科學家再牛牛不過大領導，如果某人為了爭名逐利搶了下面科學家的成果，無權無勢的科學家往往只能忍氣吞聲，若是這種現象大量出現，勢必會嚴重挫傷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胡衛東不得不防。以中國薄弱的基礎，想要在科技上盡快趕上列強，就必須集中力量對重點項目進行攻關，但這樣做卻也容易滋生學術**的現象，現在有了胡衛東以身作則，其他科技界的領導干部只能紛紛效仿，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當然，對他們個人來說多少有些委屈，不過因為集體獎項肯定是領導代表項目組領取，加之權力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倒也沒有因此令科學家們不愿當領導
    其實胡衛東心底里并不怎么看重諾貝爾獎。因為這個獎項看似公平，實則帶有濃郁的政治色彩。而且那些評委的眼光也很成問題比如愛因斯坦最重要的相對論沒得獎，反倒是次要得多的光電效應得了諾貝爾獎。但是中國現在無論是抗戰，還是工業化，都急需外界的幫助，因此利用這次獲獎的機會改善中國人在西方的形象還是很有好處的。事實上，也正是這屆諾貝爾獎頒發之后，中國引進西方科技人才的難度大大降低，不說別的。光是引進人才所需的平均花費就降低了整整一半，在之后幾年里足足節省了至少十億美金，而那些人才當中更有很多人原本是再怎么花錢也請不來的
    話說回來，那兩位科學家雖然是因為胡衛東的幫助才取得了西方無法回避的劃時代科技成果，但是即使以歷史上他們的貢獻，成為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之無愧，尤其是吳憲。以他發明血糖測定法、并發現蛋白質變性復性現象及其規律這兩項卓越成就，獲得兩次諾貝爾獎都完全有這個資格，因此在胡衛東看來，這個時空的諾貝爾獎等于是補發的
    雖然被胡衛東說服，但黃鳴龍的科研任務很重，他最終還是沒有前去領獎。而是請吳憲代領，吳憲從事的理論研究短期內對國家人民幫助不大，因此花點時間出趟國倒是不妨事的。
    除了諾貝爾獎這樣的虛名，這段不長的時間里邊區的科技工作者們還取得了不少實質性的成果，尤其是提純工藝方面更是進步神速。成功工業化生產出純度超過的高純度石墨材料，使得石墨反應堆的制造成為可能；而實驗室條件下更是成功地制出了純度高達的單晶硅材料。雖然成本高得嚇人，但胡衛東得知后卻興奮得一夜沒睡，因為有了純度超過“6個9”的單晶硅，集成電路的研發就有了可能，而等到集成電路研發成功的時候，高純度單晶硅應該已經能夠工業化生產了，這就意味著集成電路剛一出現便能進行大批量生產，因此節省下來的時間何止一年兩年？
    事實上，這正是并行工程學的一個典型案例，它可以令一個科技項目組的整體進度加快50%-400%注1，項目越大、涵蓋的課題越多，效果就越是明顯。唯一的缺憾是，短期內所需的投資也相應增加，中國目前又還很貧弱，因此暫時只能用于核工程等重點項目組，但即便如此，邊區科研的整體進度也加快了三到五成，而重點項目更是完全可以接近、甚至超過列強的科研速度。胡衛東不禁暗自慨嘆，“若是搞‘兩彈一星’的時候，咱們就將這門學問歸納總結出來并廣泛應用，或許二十一世紀初期咱們的科技水平就可以趕上美國了，可惜卻反而是比我們晚了二十年才萌生類似思路的西方先總結歸納了出來并搶先廣泛應用，結果咱們與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又拉大了，不得不多花幾十年苦苦追趕。不過這一世，我絕不會讓這樣的悲劇重演了”
    并行工程的悲劇如果深入分析，根本原因還在于當時中國的科技忽視了理論研究注2，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以當時中國有限的財力，根本不足以同時兼顧理論科學與應用科技的研究。其實現在的中國情況也一樣如此，好在胡衛東現在還年輕，完全來得及等到條件成熟，以他的威望，將“重應用、輕理論”的科研思路糾回正軌
    注1：現實中沒這么大，因為一旦研究方向錯誤，浪費與損失也會大幅度增加，這是并行工程的一大弱點。但在這個時空，胡衛東這位穿越者的先知先覺卻令中國科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極少選錯方向，這個弱點幾乎就不存在了，因此效果自然大幅度上升。
    注2：當時科研脫離實際不假，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中國的科技研究確實是以應用為主，只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應用的那些項目都是官員們拍腦袋想出來、而非基于市場需要罷了，這就造成了一種十分尷尬的情況，明明咱們應用研究的比重更大，科研成果中能夠應用于生產生活的卻反而不多，也就是那些涉及國家戰略需要、與市場關系不大的項目情況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