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之強國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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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標位面四川省重慶市。
1944年1月初，此時后世非常有名的民主黨派——民盟，還叫做炎黃民主政團同盟。如果按照主位面歷史的正常發展，一直到1944年9月19日,炎黃民主政團同盟全國代表會議，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會議決定取消民盟的團體會員制，盟員一律以個人名義加入，名稱由炎黃民主政團同盟改為“炎黃民主同盟”，也就是說要到1944年9月，“民盟”這個詞才誕生。
此時的炎黃民主政團同盟，是由炎黃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炎黃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炎黃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救國會組成的，號稱”三黨三派”。他們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在抗戰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炎黃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后，著實干了幾件事：
1941年10月，委托梁漱溟在香港出版《光明報》（梁漱溟為社長,薩空了為經理,俞頌華為總編輯），公開宣布自己的政治綱領，發出自己的聲音；
1941年11月，在禿頭黨參政會二屆二次大會，在重慶召開的前一天，民主政團同盟以主席張瀾、總書記左舜生、組織部長章伯鈞、宣傳部長羅隆基4人的名義,在重慶俄國餐廳舉行茶會,邀請兩黨代表和國民參政員出席，正式由暗轉明，走上前臺，成為炎黃大陸影響力最大的中間黨派；
1943年9月18日，張瀾發表《炎黃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炮轟禿頭黨提出的“憲政”口號，同時《憲政》、《民憲》、《自由評論》等多期刊、月刊開始出版。
由此，民主政團同盟的影響力日漸變大，其提出的”尊重人民言論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會結社之自由”，”給予各級民意機關以必要的權力”得到炎黃國內，越來越多各階層人士的支持和贊同。
重慶某地，一處較為偏僻的私人住所，民主政團同盟正在這里開會。
“張老，紅黨已經打過長江，根據紅黨代表處吳玉章和我們在香港派駐同志傳回的消息，現在不但上海、南京已被光復，而且原來的中央蘇區，即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也基本被其解放，此時他們的前鋒部隊應該已經抵達廣東和江西的交界處，正在積蓄兵力，準備向福建和廣東進軍。”民主政團同盟，組織部長章伯鈞低聲說道。
“哎想不到啊，不到一年的時間，陜西炎黃紅黨如暴風驟雨一般，席卷了整個炎黃大地。”主席張瀾感慨道。
“那我們該怎么辦？”宣傳部長羅隆基問道。
“現在禿頭黨對我們的監視如何？”張瀾沒有立刻回答，反而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很嚴密，應該說越來越嚴。”出身青年黨，主要負責民主政團同盟，平時聯絡事宜的李璜答道。
“而且現在禿頭黨對于我們《民憲》、《自由評論》等各出版物的審查和搜查也越來越頻繁。甚至有時會直接派人，搶奪燒毀我們的雜志。”負責出版部分業務的周新民答道。
“這是可以想象和肯定的。有些人越是末日當頭，就越是瘋狂。”張瀾跺了跺手里的拐杖，大聲的說道。
“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還是人身自由的限制。”總書記左舜生此時接話道：“我從吳玉章口里和從報紙電報中匯總的消息來看，最早今年3月，最晚今年下半年，紅黨就會自行建國。可我們這么多人被困在西南一隅，少數幾個人離開問題不大，想全體都走就十分困難了。未來紅黨建國如果我們無法參與其中，實在是一重大損失。”
“大家先看看這個，這是我能拿到的最新一期炎黃紅黨《人民日報》，從時間上看，應該是他們半個月前的刊物了。”宣傳部長羅隆基小心的從自己的大衣里，取出一張疊的四四方方的報紙，拿給眾人觀看。
“論中間黨派的必要性——民主專政需要時刻有一面鏡子來正衣冠。”張瀾看到題目很是驚訝。
“我看了看，文章中心思想有幾點：第一個，堅持一黨專政，這個他們沒有絲毫松口與退讓；第二個，必須保證民主黨派的獨立性，民主黨派需要給主政黨提出有思想、有見地的意見，這是防止絕對權力帶來絕對的苦方良劑；第三個，為了保持民主黨派的相對獨立性，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確保民主黨派擁有一定的財權、人事任免權和行政權；第四個，民主黨派自身，不要為了提意見而提意見，搞扯大旗為私利；第五個，要下基層，不要只會提出問題，而不會解決問題，也就是不要只會坐而論道，要知行合一。”宣傳部長羅隆基介紹道。
“扯大旗為私利？只會提出問題，不會解決問題？”總書記左舜生有些沒聽明白。
“關于這個，我自己看完后的理解是這樣，紅黨文中的意思是，有少部分文人內心實際是為了自己利益而爭，為了‘上位’而爭，這利益不僅指錢財還包括名聲、權利、門生前途等，并且爭著爭著就變成完全非黑即白的絕對論，沒有考慮社會實際客觀存在的灰色地帶。文中還提出一個觀點，任何黨派，無論左派、中間派、右派，其實都深受炎黃幾千年的封建文化殘余意識文化影響，派內都實際存在著宗派情緒（山頭主義）、家長作風、排資論輩、嫉妒心理、官僚色彩等通病，并且民間因為歷史原因，存在非常大的‘民怕官’延續慣性，這兩個放在一起，使得任何新政權建立時間稍長，政權既得利益者就開始損公肥私，搞特權階級。”
“那‘只會提出問題，不會解決問題’又怎么說？”組織部長章伯鈞因為還沒有看到報紙，插言問道。
“它字里行間的意思，是炎黃自古以來，每個知識分子都渴望著一種內心承擔。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價值、自我證實的需要。但這種承擔在具體表現上，卻往往很空泛，許多人只愿指點江山，卻不愿躬身實干。它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炎黃各所大學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占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比如炎黃自古文人讀的是圣賢書，出言必說仁義道德，號稱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其實早已遠離社會實際生產很多年。知識分子都喜歡宅在書齋里做學問，雖然提倡民生民主，但骨子里卻非常本能的輕視體力勞動和社會現實建設。”
“咳”聽到如此尖銳的評論，屋里有人不自然的咳嗽幾聲。
“沒關系，說下去！”張瀾看羅隆基望向自己，鼓勵道。
“他還提到，過去二三十年民國動蕩歲月，一方面國內有著遍地的文盲和失學兒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業，另一方面，許多教授卻花費僅有的一點兒教育經費，去研究著歷史、哲學、書畫藝術之類缺乏實際意義的“傳統國學”，或者翻譯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卻對落后愚昧的民國百姓視而不見。不下基層、不想辦法，只知道在報紙上發兩篇文章，揭露、呼吁、痛心疾首。其結果就是二三十年下來，國內的各大學校里，文科國學大師一堆，社會建設最迫切需要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太過份了！晏陽初的定縣實驗呢？陶行知的身體躬行呢？這到底是肯定我們，還是徹底否定我們？”由于屋里文科出身的人占了絕大多數，有些人臉色顏面非常不好看，出言反駁譏諷道。
“語言上真是很犀利啊！”
“就是啊！”
“這是要徹底否定我們的存在價值嗎？”
“他們是真想播種‘民主’，還是只想實行獨裁‘專政’？”
“說了半天，那紅黨什么態度呢？他說大師們‘無德無能，不事生產’，那他們自己呢？不也搞官僚嗎？黨內就沒有地位階級差別嗎？”
“這個”羅隆基感到自己好像突然受到交叉火力襲擊，一時間感覺形單影孤。
“隆基，有什么想法，大膽的說出來，大家不是對你，不用往心里去。”總書記左舜生出言安慰道。
“是，總書記，我明白。這樣，我把整個文章內容介紹完吧。”羅隆基深吸了口氣，繼續說道：“文章在最后，列出了一些遠景方案，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有這么幾條：第一個，成立國家廉政反貪局，對貪污受賄，只要行賄或受賄一方提供證據證明對方受賄或行賄，而對方提供不出相反的證據，受賄行賄事實即可成立，且不以“好處”兌現與否作為認定標準，直接判重刑；第二個，計劃實施官員及直系親屬私人財產每年公示制度，處級及處級以上必須公示，國家主席也包括在內，由社會民眾監督舉報；第三個，不搞領導終身制，設立退休年限，副部級及以下，60歲退休，正部級上限65歲，正國級上限75歲，且即使最高領導人也只能連任2屆。第四個，設立合理完善的政府管理體制，不搞一言堂和一支筆；第五個，讓出法院審判權，保留政府執法權。未來立法權力在人民代表大會，執法在國民政府，法院審判權交給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當然前提必須通過司法考試，而且他們保留檢察院的權利；第六個，設定普選實現年限，大約50年后（受過教育的兩代人先后成長起來），實現全國普選；第七個，真正提高民生水平，平均社會資源，將老百姓最費錢的醫療、住房、教育等實現國家統籌統管，這樣生活水平差別不大，待遇差別不大，官也沒有特權了，民眾也就不怎么看重官本位了。”
“哼！紙上談兵而已。不用別的，只需要各地政府上下串聯，欺上瞞下，讓這些政策失效或老百姓不知道，那些貪官污吏就可以繼續魚肉鄉里。”一位坐在后排的民主政團同盟成員，不屑地評價道。
由于此時這里所有人，都不知道后世有互聯網這個東西，有銀行電子網絡這種監控系統，有衛星電視這種政策宣傳手段，所以不少人覺得這些想法漏洞很多，一時間屋內討論聲批判聲隆隆。
實際上，在王凡的心中，其實只要建國后下大決心干（尤其是建國時每個人幾乎沒什么財產，整個社會更像一張白紙），建立經濟身份證、個人身份證合二為一的信用體系聯網管理系統，還是可以實現以上大部分設想和目標的。
“張老，您說我們究竟該怎么辦？到底怎么定位，與紅黨接觸。”組織部長章伯鈞，看到贊同和反駁的人炒作一團，屋里有向菜市場轉變的趨勢后，苦笑著問道。
“我的意見是，不管怎么說，紅黨統一炎黃大陸這是歷史趨勢，他們建國基本也沒有懸念。為了讓‘民主’真正在炎黃扎根發芽，我們必須盡自己的最大力量。伯鈞，你和隆基帶幾個人先過去接觸接觸。我和舜生目標太大，不方便也不現實一齊離開重慶。”
“是，我明白了！”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