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唐朝發展的基本情況
    道教在南北朝的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下已經成為一個較為完備的成型宗教，而隨著南齊道士顧歡的《夷夏論》的出臺，更標志著佛道之間的斗爭進入白熱化。因此，要談之后一個歷史時期的道教發展，不得不兼顧佛教而論。
    隋代的統治者相對更重視佛教，這就使得很多道士產生不滿情緒。隋末，樓觀道士岐暉和茅山宗領袖王知遠都投靠李淵麾下，為其起兵制造了大量的讖緯。加上，李氏作為隴西門閥并非舊有的傳統世族，因而必須要在譜系上找出一個合理的初始祖以壓倒舊世族，而道士們提供了自己的教主老子，雙方一拍即合，唐既然以老子的后代自居，自然不可能不厚待道教。
    唐朝自李淵開始崇道，他曾三次召集儒、釋、道三教人士進行佛道之辯，在辯論無果的情況下，他更直接作出了“道大佛小”的結論。當然了，眼看地位有所下降的僧侶們自然不甘如此就范，于是他們錯誤地找上了太子李建成。而道教的王知遠等則選擇支持李世民。于是，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登基便直接下達了抑佛詔令。頭腦再次不大清楚的眾僧居然又一次上表力爭，表示激烈反對，弄得李世民很不高興，說出了“語諸僧等，明詔即下，如也不伏，國有嚴科”的狠話。眾僧只好作罷。惟智實堅決不服，結果被當庭痛打。
    到了李治繼位，基本上還是沿襲著前邊“崇道抑佛”的政策不變。這種狀況，在武則天逐漸參與朝政執掌大權后有所改變。武則天的崇佛是眾所周知的。而其背后并不單純只是信仰問題。須知，李唐以老子為始祖，那么這就意味著道家一門乃是李唐王祚的根本。而要想取而代之扶植對立勢力，最理想的莫過于從信仰根本上給對方以打擊。因此，在高宗中后期至武周時期，佛教的地位急遽竄升，并達到了可以跟道教分庭抗禮的地步。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歷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為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產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于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于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鐘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作者八卦的歷史菌|2019-12-922:03:10
    一、《大唐雙龍傳》——從主角升級到佛道之爭
    黃易的《大唐雙龍傳》是中國武俠的瑰寶，中寇仲與徐子陵的一路升級打怪邁向頂級高手的歷程和卓越、緊張的戰場描寫可謂引人入勝，黃易將人物與隋朝末年軍閥并起、逐鹿中原的各方勢力結合起來的設定更是令人稱奇。在《大唐雙龍傳》的文化內核中，始終圍繞著平民與門閥、佛家與道家展開。為避免篇幅過長，這里想先集中的介紹書中的佛道之爭。
    寇仲和徐子陵作為書中的雙主角，從書中開始就依托書中的道家秘典《長生訣》和道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二人的練功無不圍繞著無為有法、一靜一動、一陰一陽等展開，比如他們兩的“井中八法”對道家的精神體現最為突出，甚至他們的對手邪王“石之軒”創造的不死印法也處處體現了陰陽、生死的轉化。而書中的一大武林勢力慈航靜齋則是書中佛門的領袖，他們在天下大亂時強力支持李世民，希望能盡快安定天下、和平化解天下大亂的危機，書中不少正派高手都為慈航靜齋所驅馳，佛教勢力可見一斑。
    在書中佛道之爭伴隨到結尾，最終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勝利，那么在真正的歷史中，佛道勢力在唐朝初期（這里僅指李淵、李世民時期）又是如何演化的呢？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討論的核心主題。
    二、歷史上的一場唐朝朝野的佛、道大討論
    不過唐朝初期在確定佛道兩家的具體發展策略時，朝野上下是經歷過一番大討論的，在述說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紹下這場至關重要的佛道論戰。
    （一）道教勢力的進擊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歷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為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產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于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于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鐘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二）佛教勢力的反擊
    然而，面對道教的輿論攻勢，佛教中人同樣有人挺身而出。當時的高僧法琳素有“護法沙門”之稱，面對傅弈等人的責難，他的應對可謂十分完備，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經典反駁效果不佳的教訓，直接著書《破邪論》。
    在《破邪論》中，法琳論述了佛家與儒家不僅有共同之處，甚至猶有過之，都主張要以五常（佛教中對應的是五戒）來作為行為處事標準，儒家以五常作為人之為人的標準，而佛家則甚至把五常作為來事仍可為人的先決條件。他認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親情、君臣等，但是為了尋找眾生脫離苦海的“大順”：
    《破邪論》：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
    不僅如此，他還著書《辯正論》對《十異九迷論》進行反駁，可謂寸土不讓。
    對道家，其實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時期完全不同的態度的。盡管兩個朝代間隔時間很短，李淵、李世民等更是曾經在隋朝為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對佛教的狂熱，他們選擇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發展。李淵在位時，便認老子李聃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淵下詔確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后興，宜從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后釋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后，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發展需要，再次頒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詔》，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于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當然，與李淵想比，李世民對道家的支持更為明顯，比如他曾經在亳州、兗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廟，還專門安排了經費、人員。
    可以說，道教在這時迎來了蓬勃發展時期。
    其實，從社會現實來看，當時佛教已經發展到一個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發展迅猛。如果說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話，那么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淵在位時期，對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李淵登上九五之尊后，不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詔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還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詔《沙汰佛道》，盡管詔書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對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詔書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茍避徭役，妄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于當時佛教勢力較大，雖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觀上卻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據《沙汰佛道》詔書，只京師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并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可以說若按照此舉，佛教發展將被嚴重打壓。
    然而，這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由于當年的6月3日，爆發了玄武門事變，李淵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后為盡快穩定局勢和爭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勢力選擇了大赦天下，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復了原來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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