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稅改制度，內閣諸位閣老一陣犯愁。
    這些日子，內閣曾多次議論，始終沒有一個可行的政策。
    天武之前的戶部掌全國疆土、田地、戶籍、賦稅、俸餉及一切財政事宜，內部除了戶部戶部司務廳，在各省還設有清吏司掌管本省錢糧，亦兼管其他衙門的部分庶務，職責多有交叉，如戶部浙江清吏司、戶部湖廣清吏司、戶部陜西清吏司等十幾個，主官為五品郎中。
    天武二年朱慈烺實行文武分治后，戶部收稅和發放俸餉的職能被單獨拿出，交由財政部主官，戶部只負責全國疆土、田地、戶籍等事宜。
    戶部尚書張國維畢竟管理過賦稅，對稅改還是有一定的看法，他首先發表看法。
    “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
    “楊炎變為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并庸、調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嘗減庸、調于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
    張國維到底是博學之人，讀的書多，張口就從夏商周三代起，逐步分析各朝各代的稅改政策，擺事實、講道理，一通大道理下來，眾人聽得津津有味，就是不知道他要表達什么。
    邱致中聽的云里霧里，忍不住道：“張閣老，那按您的意思，我朝的稅改該如何進行才能徹底杜絕皇爺所說的淋尖踢斛之弊政？”
    “這個嘛.......”
    張國維喝了口茶，潤了潤嗓子道：“杜絕淋尖踢斛之弊政，無外乎地方官吏利用稅制漏洞進行貪墨，朝廷只需統一規定斛的具體容量，繳納持平斛頂，不許冒尖即可......”
    張國維說的法子，其實是效仿銀圓制杜絕火耗，因為銀圓是分量和成色是固定的，這就是不需要融化百姓繳納的碎銀子產生火耗了。
    統一斛的容量，如果百姓繳糧，一斛就是一斛，兩斛就是兩斛，糧食不冒尖，自然也就讓官員沒了踢斛的機會，可謂是簡單粗暴。
    此話一出，教化部的李巖站了起來，提出了反對，他覺得張國維的辦法治標不治本。
    因為地方官員之所以淋尖踢斛，所用的理由是糧食運往各地倉庫的過程中，會產生損耗，并非統一度量衡就能解決的，
    比如一個縣需收稅糧一萬石，從縣倉庫裝入麻袋用車馬運往府或者省倉庫，裝運和運送的路途中必然會產生一些損耗，到了上面稱量的時候，說不定只有九千九百石了。
    那少的一百石糧食怎么辦？足有一萬多斤呢，難道要地方官府自己補貼嗎？（《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認為明代一石重153.5斤，明代一斤重594.6克，也就是相當于現在的188斤）
    顯然不可能，地方官肯定想方設法的還要從百姓手里要糧食補足這一塊。
    內閣諸臣微微點頭，皆是覺得此話有理，鴻臚寺卿冒襄忽然道：“如果讓朝廷補這些損耗的話，每年大概要多出多少石糧食？”
    冒襄出生世代仕宦之家，沒下過鄉，也沒當過地方官，無法了解地方上的行情。
    李巖沒有嘲笑他的無知，只是微笑道：“那得看地方官府的胃口了，損耗是他們報上來的。”
    細細一想，冒襄恍然大悟，這就是個無底洞啊，遇到貪得無厭的地方官，說損耗了幾萬斤，朝廷也無法細查。
    這一個地方就損耗幾萬斤，大明全國近兩千個州縣，每年光是補損耗就是天文數字。
    這個提案行不通，海事部尚書沈廷揚提出了學習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將稅糧重新改為繳納銀圓，由朝廷從百姓手中購糧存儲。
    聽著諸人議論，楊廷麟認真聽著，他將目光看向了欲言又止的財政部尚書黃宗羲，道：“黃部堂，你來說吧。”
    自前年程國祥病逝，四十出頭的黃宗羲便接任了財政部尚書一職，這兩年他可謂是兢兢業業，也不研究虛君思想了，一門心思的搞賦稅思想。
    聽到首輔大人點名，黃宗羲站起身來，道：“吾見天下之田賦歷朝日增，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后可？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黃宗羲說話與楊廷麟一般的慢，只是沒有楊廷麟那種籠蓋四野的氣勢，他先是順著戶部尚書張國維剛剛總結各朝各代稅改制度的弊端，又分析了張居正一條鞭法的弊端。
    他最后總結出一個道理：每次稅制改革都很操蛋，沒改一次，都會導致賦稅的進一步加重，貽害后世！
    楊廷麟等人聽得若有所思，而司禮監幾個大太監則是一頭霧水，暗道這是什么狗屁理論？
    邱致中心里mmp，臉上卻笑嘻嘻問：“閣老此話怎樣？咱家可是聽說了，張太岳（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力挽狂瀾之舉，使我大明有了萬歷中興，如何是弊政了？”
    黃宗羲禮貌道：“太岳公的革新之舉，的確扭轉了我大明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的財政危機，但他的弊端也是極大的，尤以底層百姓為重。”
    “怎么講？”
    邱致中詢問，接著又道：“煩請閣老說的通俗一些。”
    黃宗羲心里罵了句文盲，便道：“我朝初時，稅收直接征糧、布匹等實物性的東西，太岳公的一條鞭法后精簡稅收，改納糧為銀稅，理論上這是好事，使朝廷的稅收更加便捷。”
    邱致中認真聽著，看他能說出什么花來。
    黃宗羲接著道：“然而繳稅的農戶非常不便，因為農民需要把自家生產的糧食等農副產品帶到市場上換取白銀，然后才能夠交納。”
    “如此一來，便導致了商人成了納稅人收稅人之間的牙人（中介），可以任意壓低糧價，以便獲得高利潤，農民用大量糧食僅僅換來一點點銀子！”
    聽到這里，邱致中再蠢也明白了。
    說白了，農民種糧食要等糧食賣了之后用白銀交稅，其中會受到商人的層層剝削！
    農民本來只受官府盤剝，自從改用白銀繳稅，又要受到商人的盤剝，所以就更苦了。
    黃宗羲總結道：“田賦征銀，銀非農業生產之所出，納稅者因折銀而加重負擔，百姓苦矣！”
    他沒有直言，萬歷朝的經濟繁榮，其中部分不過是虛假的表象而已，因為每到稅收季節，大批農戶紛紛到市場賣糧，商人忙于到市場收糧，市場顯得繁榮一片。
    由于當時國內白銀稀少，需要更多的糧食才能換取一點點白銀，所以，農民往市場運送的食量就多起來，運送白銀的車輛也多起來，市場更加的“繁華”起來。
    殊不知，市場越是繁華，農民越是貧困，最終獲利的，是官府和商人！
    這個道理，不少掌權的上層人物都清楚，朱慈烺自然也清楚，所以這些年他實行了“商人繳銀，農戶繳糧”的稅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