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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漢等村民壓根想不到事情居然出現了這樣的逆轉，年輕的小同志的手下拿了個什么小本晃了晃，就讓胖警官調轉槍頭把許老虎給抓了。
    許老虎此刻也沒了之前的囂張氣概，他也是公務人員，自然知道那個小本本代表了怎樣的力量，人家隨手就能碾死自己，“原來我還真是就是一棵菜啊！”
    周老漢代表村民，再走到齊一鳴的面前，已經有了怯怯，中國畢竟還是千年官本位社會，見官矮一頭那是常理，要不是許老虎和鎮政府欺壓到了他們頭上，他們也沒有膽子跟官兒們斗。現在齊一鳴貌似是更大的官兒，那股天生小民的自卑自怯就顯露出來了。
    可齊一鳴不算是正兒八經的官僚，他肚腸里那一套跟本國大多數官僚都不一樣的。很多官員看似和藹平易，考察時拉著老百姓的手噓寒問暖，什么家里幾口人，地里收成如何的問一通，齊一鳴覺得本身就是一種居高臨下。不少領導的做派還不好，問這些東西的時候還有架子，真是令人厭惡。
    想要在官本位的社會里營建官民平等，真正將人民公仆這個概念超脫于僅僅是說說和作秀，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時代，干群關系的管理都是紅色國家的重要問題。以上這種官員的自視甚高絕不是來自主義的本身，而是來自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古時候學子寒窗十載就是為求一個人上人的地位，官員也稱父母官，所以小民見官矮一頭是常理。
    可人本思想發展至今，社會思潮迸發如斯，再有這樣的理念就真的是落后了。干群關系本身就是個封建化的提法，天然性地區分了兩種人群，但實際上這兩種人群并不需要區分。一個干部走出了群眾，不把自己當群眾了，那才是最壞事的情況。因為干部無法以群眾的思維看問題，無法感受到群眾的心理和知道群眾的利益。所以真的服務型的政府，首先干部就不能脫離群眾。這個脫離不是站在人群中還自覺干部，而是不把自己當特殊的身份。
    看著老漢的表現，齊一鳴腦袋瓜了閃過了許多的念頭，要改變這些東西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老爺子，您放心好了，這事兒我已經攙和進來了，那就管到底了，你們大家伙都回家去吧，這邊事情算是了了，回頭我請律師到你們村上尋你們，整理一些材料，告他鎮政府一狀，把該拿的賠償拿回來，也算是警醒一下那些不干人事的政府機關。”齊一鳴說話就像是一個普通晚輩，但是說的內容卻嚇得周老漢直打哆嗦。
    “怎么？還要告政府，啊，小同志還是算了吧，能保住果園我們就覺得很好了，民不與官斗啊，您是大人物，不可能老管我們鄉下的人，這回得罪了鎮政府，如果他們記了仇，再來找其他麻煩，我們村還要遭罪。”
    齊一鳴皺皺眉，周老漢說的不無道理，他想了想安慰道：“沒關系，我還不信真的有這種不要命了的官兒。這一個官司吃下去，里面違法操作的人最少一個處分，嚴重了那就是要開除公職的。還找麻煩你們繼續告，就得讓一些人知道，這個國家不是某些人恣意妄為就能無法無天的，他們有本事找你們的麻煩，你們也有本事找他們的麻煩！”
    有村民憂慮道：“告官先不說麻煩和危險，花費什么的怎么辦，我們村是貧困村，借了款子辦的這果園，哪里有錢去打官司？”
    齊一鳴笑道：“我說了，這事情我管了，法律援助的事情不用你們掏一分錢，也一定要為你們討回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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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齊一鳴這個層級，要解決這種問題不過是一句話的事情，但他心中更擔憂的是在國家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當下，越來越多挑戰道德底線和缺乏基本操守的基層干部因為利益，侵犯城鄉居民的合法權益。即便是他在全國已經逐步建立起了心靈信標網，但壞的就是壞的，需要立即改正。心靈科技可以增強國民認同、愛國心和對于cpc的擁護，可是如果真的到面對面沖突，侵犯到個人利益的時候，第一級的心靈科技又不是完全洗腦，降低不了人們的智商，仍舊會爆發嚴重的后果。
    再者說，齊一鳴要建立的也不是一個喬治奧威爾式的一九八四反烏托邦，無限制的自由導致社會的崩潰，而超限制的自由導致人類失去進化的可能，這里仍舊是一個度的問題。
    齊一鳴認為，多管齊下，從不同角度入手處理，可能會見效快一點，效果好一點。簡而言之，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三個部分，一是官員的教育和培訓到位，二是監督有效不是花架子，三是群眾有能力進行反擊維權。
    新公務員自然在錄用的時候就要有人品道德的考核，做人都做不利索地想當官那是白扯。一個官兒庸庸碌碌雖然挺可怕，但是有本事沒品德禍害鄉里更可怕。原本已經是公職人員的那些，里面有著怎樣的濫竽充數的還不清楚，而且早先成為公務員的人物，說不定文化水平都是有限，這些人是讓他最為頭痛的。齊一鳴準備向上建言，狠抓吏治，舉報信訪這類制度一定要經營得力，再者就是需要對現任的公務員進行階段性的考核，不過關補考再不過的就發一筆遣散費，愛干嘛干嘛去吧。
    這樣雖然顯得十分薄情，而且有矯枉過正之嫌，但齊一鳴卻舍得這樣辦。他才不信這么大的國家十億人口，連幾個會當官的人都招不出來。愿意當公務員的人滿街都是，占住了位置不干實事反而干壞事的，不擼下來干什么。再者，如果官員不夠賢良，那更沒有資格做官了。
    這跟后世不少公務員哭自己難過一樣，齊一鳴覺得，本來公務員這個位置就不是為了讓你們享福的，身系百姓福祉和發展，兢兢業業、謹小慎微都是必須的，想要一手抓著權力，一手還福利盈然，天下哪有這么好的事情。后世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國考不就是因為人人都覺得公務員又穩定又福利，才都投身于此。
    這必然是一種畸形的社會形態，需要從根子上矯正。公務員當然可以有福利，但是穩定、權力、福利不能匯聚一身。想要用權先是要有監督，而且用權也必須有資格認證，沒有孔繁森、焦裕祿那樣的決心和責任感，壓根干脆不要在這個位置上呆。還有追責的體制也必須完善起來，正因為權力比較大，用得不好很可能造成嚴重的當地人的機會成本喪失甚至是沉沒成本，所以當官把腦袋掛在腰帶上、自備棺材板，也不應該是奇怪的事情。
    至于追責的權力，顯然普通民眾不宜有，但人民代表可以有。一心促成人民代表更好履行職責的齊一鳴覺得，人民代表的監督職能在政府施政追責上最好體現。誰的政策惹了禍，讓百姓遭了秧，人民代表就能代表人民揮舞大棒，將犯錯的人打下來。視情節而定處理，不太嚴重的影響升遷，嚴重地撤職查辦，影響巨大地進一步追究法律責任。
    他把腦子里的這些想法一樁樁一件件都列出來，自然有墨仙通等幕僚幫他再潤色，之后直達天聽。因為地位不同了，所以他的大部分想法基本上都可以最終實現。
    至于民眾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一事，歸根究底還是需要更好的法律援助手段和提高民眾的法律教育法律意識。宣傳方面他稍微提一提，自然有萬千跑腿在搞這些事，倒是法律援助制度還是需要他提綱挈領地制定一些具體的東西出來。
    這一方面，他倒是可以多效仿一下西方的制度，雖然法律體系不同，但有些地方還是有共通之處的。如，私人營辦的律師事務所每年有義務完成檢察機關、法院所指派的一定數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案件經手情況作為律師事務所認證和考核的重要環節，另外向社會各界募集捐款，由國家特批預算，建立一批慈善性質的法律援助機構，專門對于經濟困難者、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
    此類的體制齊一鳴當年在國外上學時見過一些，即便是他對于西方法律制度中一些富人無罪開釋，窮人活該入獄的隱性不公平深惡痛絕，更覺得律師跟銀行家一樣貪婪原本是為了服務于社會、實體產業的，最終變成了趴在這些企業和私人頭上吸血的怪獸，但諸如法律援助和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都值得中國這個后進好好學習。
    齊一鳴無意打造如美國那樣一個龐大而冗余的法律從業者體系，但現在中國的情況是連基本的需求都滿足不了，這還是公民缺乏法律意識情況下案件較少的時候，未來要是真的人人都會尋求法律解決的話，那估計更麻煩。
    有鑒于此，各文科大學的法律學院勢必要革故鼎新，并且擴大規模。再就是他在一些大學開設了獎學金項目，專門資助貧困學生學習法律，將來能夠補足這塊國家法律從業者過少的短板。
    處理完這一些東西，齊一鳴不由感嘆，現在國家需要進步的東西實在太多，他的出現雖然增快了天朝崛起的速度，但也絕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復興之路，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