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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寧接著解釋道：“中國現在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知道什么是計劃經濟么？就是工廠的生產要按照計劃來進行，不能多也不能少，每個人生活物資的領取也是按照計劃的，比如一個人一個月只能買五斤米，兩尺布。●⌒，.之所以要實行計劃經濟，就是因為目前中國的物資極度匱乏，不能敞開供應，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你想想連米面油布都要計劃、都要控制的情況下，巧克力這種高級副食品的供應肯定更為稀少，所以小孩子見到你吃巧克力的時候會流口水，而且這還是在北京，在河南那些連飯都吃不飽的地方那情況就更嚴重了，當然了，估計也有很多小孩都沒見過巧克力，自然就不會眼饞了。”（不是我詆毀，在那個時候河南河北山東饑荒的情形特別嚴重。）
    說到這里，唐寧好像想起了什么，又問道：“卡特，你知道糧票是什么嗎？”
    卡特搖搖頭：“不知道，那是什么東西？跟鈔票一樣么？”
    “恩，跟鈔票的作用差不多，在中國你買糧食，不是光有錢就行的，還必須得有糧票，否則糧站的人是不會把糧食賣給你的。”
    卡特恍然大悟道：“明白了，這東西二戰的時候咱們美國也發行過么，而且可不光是糧票，好多商品都是有票證的，沒有相關的票證就買不到東西。如果中國現在只有糧票一種的話，那還是不錯的。”
    “怎么可能只有糧票呢，食品類除了各種糧油票外，還有豬牛羊肉票、雞鴨魚肉票、各類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裝和用品類的票證更為繁多。從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紙、洗衣粉、火柴票等，應有盡有。一些貴重物品，如電器、自行車、手表更是一票難求。而且糧票本身也是分好幾種的，全國糧票是由糧食部發行的，各地區的糧票是由各地的糧食局發行的，不同地區的糧票不能互相通用，只有全國糧票才能在全國各個地區都好使。但是想要弄到全國糧票是件非常麻煩的事情，必須得持有單位開具的介紹信才能去糧店換到。
    除了各種票據之外，還有各種貨本，比如糧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等。這還只是日用品，如果想買工業品，還需要工業券。”（相信大部分讀者朋友都沒有經歷過糧票時代，所以大家應該很難理解那個時候的日子是什么樣的，我雖然也沒經歷過。但是小的時候在家里見過糧票。）
    在那個年代，國內的各個城市往往上演著這樣一幕相似的場景。糧店是僅次于電影院的熱鬧場所，每月的固定某幾天，糧店的上級單位就會把糧票發放到糧店內，糧店再發給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糧店門前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發孩子前來排隊。快排到時，大人再拎著面袋趕來。他們總要小心翼翼地觀察秤桿的準星，生怕遇到缺斤短兩。買到糧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緊口袋離去。
    而當時糧店職工的受重視程度也絲毫不亞于現在銀行里的工作人員。他們在居民買糧時，首先要求對方出示糧食供應證來“驗明正身”，糧票回收后，工作人員會把糧票貼在報紙上，攢滿一張報紙后，再刷上一種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復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區，糧票被人們視為生命票，當時下發各區縣的糧票都有專門的運票車運送，還有武警押運。回收的糧票也有專人清點，每半年送到造紙廠銷毀一次，負責監督銷毀的人要看著所有糧票打成紙漿才能離去。糧票享有的待遇簡直和鈔票一樣了。
    直到1984年，才開始逐步取消一切票證。所有商品敞開供應，這里面最先實行的城市就是特區深圳，據說深圳剛要實行這個政策的時候，老百姓都跑到糧站連夜排隊購買糧油，就是因為擔心好幾十年的憑票買糧的習慣一旦被打破，會不會出現沒有糧食可以買。大家又要餓肚子的情況。
    當時實行這種政策也是迫不得已的，因為在1953年全國農產品需求迅速增長而供給卻相對不足，農產品成為了稀缺資源，甚至一度引發了糧食危機，如果當時不采取果斷措施，那么糧食市場必將出現嚴重混亂的局面，結果必然是導致物價全面波動，這種情況不利于國家和人民，只利于富農和投機商人。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由于糧食危機而導致的政權危機，而中國政府即便是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活動”這樣的災難，也沒有出現更嚴重的局面，應該說是與這座統購統銷制度發揮的積極作用是密切相關的。
    很快，一個星期的訪華活動就結束了，唐寧也不得不隨團離開了中國，在離開中國的最后一天，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聯合公報在闡明雙方對重大國際問題的各自看法和立場、承認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區別后，強調指出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雙方鄭重聲明：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沖突的危險；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雙方還認為，大國相互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在世界上劃分利益范圍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
    聯合公報發表不但意味著中美打破堅冰，重建彼此關系，啟發了國際政治中意識形態體系的更新，推動了世界和平與經濟流通，還引發了其他的一系列反應，其中最顯眼的就是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