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終于結束了發言，用優雅的動作拿起一張紙，將其交給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審員，紙上寫著向陪審員提出的問題。陪審員紛紛起立，因為可以退庭而高興，但又仿佛害臊似的，兩手不知往哪兒擱才好。他們魚貫而行，進入議事室。等他們全部進去并關上門，就有一個憲兵來到門口，從刀鞘里拔出軍刀擱在肩上，在門外站崗。法官們也從座位上起身，走出去。被告們也被帶走了。

陪審員走進議事室，像原先一樣，頭一件事就是掏出煙卷，開始吸煙。剛才在法庭里，他們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舉止言行都得裝模作樣，一本正經，因此每人或多或少都感到拘束。但是一走進議事室開始吸煙，這種感覺就過去了。他們如釋重負，在議事室里分頭坐下，頓時興致勃勃地交談起來。

“那個姑娘是無辜的，一時糊涂，”好心腸的商人說，“應當從寬發落。”

“這正是我們要討論的，”首席陪審員說，“但我們不能憑個人印象辦事。”

“審判長的總結發言挺精彩。”那個上校說。

“哼，挺精彩，我聽著直想打瞌睡。”

“問題的關鍵在于，要不是瑪絲洛娃找他們商量，那兩個仆人也不會知道房間里藏有現金。”那個臉型像猶太人的商店掌柜說。

“您的意見是，錢是她偷的？”一個陪審員說。

“我怎么也不相信，”好心腸的商人叫起來，“肯定是那個紅眼睛的女騙子包奇科娃見財起意，盜取錢時將商人殺死。”

“全是一路貨，都喝得醉醺醺的。”上校說。

“可她說從沒踏進那個房間。”

“你太相信她了。我可一輩子也不會相信這個賤婆娘。”

“你不相信是你的事，和弄清案情關系不大。”猶太掌柜說。

“鑰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樣？”商人反駁說。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說過好幾遍了嗎？”商人又叫了起來，“那個大個子老板脾氣暴躁，又喝醉了酒，稍不如意，就痛打了她一頓。真夠她受的，可后來呢，據我們所知道的，他又感到懊悔，憐憫她，就說：給你這個戒指吧，別哭了。要知道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啊：剛才聽了驗尸報告，我想，他有二俄尺十二俄寸的個頭，八普特[1]的體重呢！”

“這些與案情無關，”彼得·格拉西莫維奇打斷了他的話，“問題在于：是她暗中唆使并親自動手作案的呢，還是那兩個仆役。”

“單只兩個仆役是作不了案的。鑰匙在她手里。”

這種七嘴八舌的議論進行了很久。

“喂，請原諒，諸位先生，”首席陪審員說，“請坐到桌子旁邊來討論吧。請。”他說著就在主席的位子上坐下來。

“這些妓女也都是壞蛋，”猶太掌柜說。為了證明瑪絲洛娃是主犯這一看法，他講了一個妓女如何在林蔭道式的街心花園里偷了他一個同事的懷表的事。

上校趁這個場合，也講了一個偷竊銀茶炊的案子，更令人嘖嘖稱奇。

“諸位先生，請你們按問題的順序討論吧。”首席陪審員用鉛筆敲敲桌子說。

大家安靜了下來。法官所提的問題是這樣表述的：

（一）西蒙·彼得羅夫·卡爾津金，克拉皮文斯克縣波爾基村農民，三十三歲，他是否犯有下列罪行：188年1月17日，在某城，他見財起意，圖謀殺害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性命，從而串通他人在酒中放毒藥，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偷盜他的錢財約二千五百盧布和鉆石戒指一枚？

（二）葉甫菲米雅·伊萬諾娃·包奇科娃，小市民，四十三歲，她有沒有犯第一個問題中所列舉的罪行？

（三）葉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瑪絲洛娃，小市民，二十七歲，是不是犯了第一個問題中所列舉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葉甫菲米雅·包奇科娃沒有參與犯殺人的罪行，那么她是否犯了下述罪行：188年1月17日，她在某城“毛里塔尼亞”旅館當侍役時，從投宿該旅館的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內鎖著的皮箱里秘密竊取現款二千五百盧布，為了打開放在原處的皮箱，她隨身帶去事先配好的鑰匙？

首席陪審員把第一個問題重復了一遍。

“呶，你們的意見怎么樣，諸位先生？”

對這個問題大家很快做了回答。大家一致同意說：“是的，他犯了罪。”——認定他既參與下毒殺人，又結伙盜取錢財。只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勞動組合[2]領袖不同意認定卡爾津金有罪，他在任何問題上的回答都抱有無罪判決的目的。

首席陪審員以為他不明白案情，就向他解釋，不論從哪方面看，卡爾津金和包奇科娃無疑都是有罪的，但他回答說他對案情全盤知悉，但總覺得最好以寬恕為本。“我們自己也不是圣人。”他說，就這樣保留自己的意見。

至于同包奇科娃有關的第二個問題，經過長時間磋商討論和說明解釋以后，得出一致的回答：就這個問題的范圍而言，“她無罪。”因為說她參與毒死人命案缺乏確鑿的證據，她的律師也特別強調這一點。

商人想替瑪絲洛娃開脫罪責，堅持說包奇科娃是一切犯罪事實的主謀。好幾個陪審員都同意他的意見，但首席陪審員要嚴格按法律辦事，他說，沒有證據能斷定她參與了下毒殺人，經過長時期爭論以后，首席陪審員的意見勝利了。

有關包奇科娃的第四個問題，大家則回答說：就這個問題的范圍而言，“她確實有罪。”經過勞動組合領袖的堅持，大家加上了一句：“但可以從寬發落。”

第三個關于瑪絲洛娃的問題則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首席陪審員堅持她既犯有毒死人命罪，也犯有搶劫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見，上校、猶太掌柜和勞動組合領袖也站在商人一邊。其余的人則似乎有些搖擺不定。但是首席陪審員的意見慢慢地占了上風，特別是因為全體陪審員都疲倦了，就更樂意附和那種能較快取得一致的意見，然后大家都好散會休息。

聶赫留朵夫根據法庭的整個審訊的情況，根據他對瑪絲洛娃的了解，深信她既沒有犯盜竊罪，也沒有犯毒死人命罪，而且他從一開始就拿準大家都會承認這一點。但是此時此刻他察覺到，因為商人的拙劣的辯護詞明顯源于他對瑪絲洛娃的性感，而他又毫不掩飾地表露出自己的好色，又因為首席陪審官正是針對這一點對他進行反擊，但主要是因為大家都已疲倦了，因此就傾向于判馬絲洛娃有罪，聶赫留朵夫想拍案而起，扭轉這個趨勢，但他又害怕發言替瑪絲洛娃辯護，偏袒她——他誠惶誠恐地感到，紙包不住火，大家會意識到他同她有特殊關系。而同時他又感到不應當就此罷手，這案子本就應該推翻。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正要說話，忽然彼得·格拉西莫維奇起身表態了。在這之前，彼得·格拉西莫維奇一直沉默著，他顯然被首席陪審員的專橫獨斷的口吻激怒，就發言反駁他。他要說的話也正是聶赫留朵夫想要說的話。

“容讓我說幾句，”他開口了，“您說是她偷了錢，因為她有鑰匙。難道她走后，旅館的仆役們不能另配一把鑰匙？”

“是啊，是啊。”商人附和。

“再者，她也不可能拿那錢，以她的處境，錢是無處放的。”

“是的，我也是這么說。”商人支持他說。

“多半是她取了錢后，旅館里的兩個仆役起了壞心，然后乘機作案，又把罪責推到她的頭上。”

彼得·格拉西莫維奇說得很激動。他的激動越發刺激了首席陪審員，因此他特別頑強地堅持相反的意見。但是彼得·格拉西莫維奇的發言很有說服力，因而大多數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見，認為瑪絲洛娃沒有參與盜竊錢財和寶石戒指。寶石戒指是人家送給她的。當話題轉到她參與毒死人命時，熱心袒護她的商人說，在這件事上也應當判她無罪，因為她沒有必要毒死他。首席陪審員則說，不可能判她無罪，因為她本人已承認她投放了藥粉。

“她投放了藥粉，但是她認為那是鴉片。”商人說。

“她用鴉片也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上校說，他總愛使談話離開本題，在此場合他也開始講述他的內兄弟的妻子有一次吃鴉片中毒的故事，要不是附近的醫生及時采取措施搶救，那女人早一命嗚呼了。上校講得如此生動、如此自信，再加上他的威嚴的外表，誰也沒斗膽猝然插嘴。唯獨那個老板，受這個事例的感染，決定要打斷他，以便陳述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人可習慣了這種毒品，”他講了起來，“一次就能服四十滴鴉片。我有一個親戚……”

但上校不讓他打岔，繼續講鴉片對他的內兄弟妻子造成的后果。

“哦，諸位先生，現在已經四點多了。”一個陪審員說。

“這樣吧，諸位先生，”首席陪審員面向大家說，“我們裁定她有罪，但沒有蓄意搶劫，也沒有偷錢，好不好？”

彼得·格拉西莫維奇見自己的發言產生了效果，有幾分滿足，就同意了。

“但應當從寬處理。”商人補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勞動組合成員一人堅持：“不，她沒有罪。”

“反正結果就是這樣，”首席陪審員解釋說，“沒有劫財的意圖，也沒有偷竊錢物，由此可見，沒有犯罪。”

“就這樣吧，再加上從寬發落：這意味著，對她有利的評判依然留著，除去了那些對她較不利的評判，這樣就萬無一失了。”商人歡樂地說道。

大家是如此疲勞，如此糾纏于爭論之中，以致誰也沒想到要在答詞中加上一句：是有罪，但沒有殺人害命的意圖。

聶赫留朵夫是那樣的激動，以致他也沒有覺察到這個疏忽。答詞就以這樣的形式被記錄下來，并呈送給法庭。

拉伯雷寫道，有一個精通法律的人，人們來到他那兒，請他去參加一次審判，他在煞有介事地引證了各種法律條款，念了二十頁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之后，卻建議法官擲骰子，看是單數還是雙數。是雙數，就是原告有理；是單數，就是被告有理。

在這里發生的是同樣的情況。做出這樣的判詞而不是其他判詞，并非因為大家都一致從心底同意，而是由于下列原因，第一，審判長做總結發言雖冗長而周到，可這一次卻漏掉了他平時常常提到的一個法律常識，唯有具備這個常識，陪審員們在回答問題時，才會說“是有罪，但沒有殺人的企圖”；第二，上校講述他的內兄弟的妻子的故事，情節繁復，又很枯燥，徒然耗費聽眾的時間和精力；第三，聶赫留朵夫的心情太激動了，七上八下，以致沒有發覺答詞中的一個漏洞：缺少沒有殺人企圖的補充說明，他心里以為，既然存在沒有搶劫意圖的附加說明，就可以不會判罪了；第四，彼得·格拉西莫維奇當時沒有在室內，當首席陪審員宣讀全部問題和答詞時，他恰巧走出去了，而最主要的是因為大家都疲勞了，所有的人想很快休息，因而都附和這個能導致一切都很快結束的判詞。

陪審員搖了搖鈴。掮著出鞘軍刀的憲兵把刀放回鞘里，身子閃到一旁。法官紛紛就位。陪審員一個跟著一個從議事室里走出來。

首席陪審員鄭重其事地拿著一張紙，他走近審判長，將這張紙遞給了他。審判長閱后，露出大吃一驚的樣子，雙手一攤，轉身向兩邊的同事征求意見。審判長發現陪審員們附加了第一項條件：“沒有搶劫意圖”，卻沒有附加第二項：“沒有殺人的企圖”。按陪審員們的判詞，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瑪絲洛娃沒有偷東西，沒有搶劫，可是下毒殺了一個人，并且沒有明顯的目的。

“您瞧，他們送來了一份多么荒謬的東西。”審判長對左邊的一位法官說，“要知道，這要判苦役的，可她又沒有罪。”

“真的嗎？她怎么會沒有罪啊。”那位嚴厲的法官說。

“她簡直就沒有罪。我看，這種情況適合應用第八百一十八條[3]。”

“您覺得怎么樣？”審判長對那位和善的法官說。

那位和善的法官沒有立即作答。他的眼睛卻盯著放在他面前的那張公文的號碼，用心算將那幾個數字加在一起，所得的結果不能用三除盡。原來他是在占卜，要是其結果能被三除盡，就很吉利，他也就表示同意。但是，他畢竟心地善良，盡管不能除盡，他還是同意了審判長的意見。

“我也認為，應當這么辦。”他說。

“那么，您呢？”審判長問那位好生氣的法官。

“我無論在何種場合都不能同意這種姑息的做法，”他斷然回答道，“報紙上已經在議論，說陪審員們往往隨意宣布罪犯無罪；如果法庭也隨意為他們開脫，人家會怎么說呢？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這種做法。”

審判長看了看表。

“很遺憾。但有什么辦法呢！”于是他無可奈何地把那份寫著問題和答詞的表交給首席陪審員去宣讀。

全體起立。首席陪審員兩只腳輪換地站著，咳了兩聲，把各個問題和答詞都讀了一遍。所有的法庭成員——書記官、律師們，乃至檢察官聽明白后，都顯出驚訝的表情。

被告們平靜地坐在那里。他們顯然還不明白這些答詞的含義。大家又坐下來。審判長問副檢察官，他建議對被告判什么刑。

副檢察長心花怒放：在瑪絲洛娃的案子上他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并把這種成功歸因于他的雄辯的口才。他翻了翻法典，在座位上欠起身來說：

“對西蒙·卡爾津金，我認為應根據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條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條第四款加以處罰，對葉甫菲米雅·包奇科娃，應根據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條加以處罰，對葉卡捷琳娜·瑪絲洛娃應根據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條加以處罰。”

這幾條都是法律所能判處的最重刑罰。

“法官們要離開一下，去商議判決。”審判長一邊說，一邊站起來。

大家都隨著他起立，帶著辦完一件好事的輕松心情紛紛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來回走動。

“老兄，壞了，我們做錯了一件事，真讓我們丟臉，”彼得·格拉西莫維奇走到聶赫留朵夫面前說，這當兒首席陪審員正在向聶赫留朵夫講述什么，“要知道我們已經把她送去做苦役了。”

“你說什么？”聶赫留朵夫高聲喊叫道，這會兒他完全不計較這位教師不拘禮節的態度。

“是這樣的，”他說，“我們沒有在答詞中注明：‘她犯了罪，但她沒有殺人的動機和企圖。’剛才書記官對我說，副檢察官要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要知道我們就是做了這樣的裁定。”首席陪審員說彼得·格拉西莫維奇開始爭論，他說既然她沒有偷錢，那么，她就不可能有殺人的意圖，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剛才離開議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詞念了一遍嗎？”首席陪審員辯白說，“當時誰也沒有反對。”

“剛才我正好離開議事室，”彼得·格拉西莫維奇說，“倒是您怎么也沒有看出答詞中的疏漏？”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里面存在問題！”聶赫留朵夫說。

“哼，您沒有想到！”

“真沒想到，這事還可以補救嗎？”聶赫留朵夫說。

“不行了，全完了。”

聶赫留朵夫瞧了瞧那三個被告。他們，這幾個命運已定的人，仍舊一動不動地坐在士兵前面的鐵欄桿之內。瑪絲洛娃還若無其事地微笑。聶赫留朵夫的心里又開始活動了，一絲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欲動。在此刻以前，他原本以為她會無罪開釋并將留在城里，因此他一時拿不定主意，真不知今后該怎樣對待她才好。處理同她的關系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如今呢，她去西伯利亞服苦役了，這樣就一筆勾銷了同她保持任何關系的可能；那只負傷而沒有死去的鳥也就不會再在獵物袋里撲騰，也就不會使人想起它了。

注釋：

[1] 一普特合16.38公斤，8普特等于131.04公斤。

[2] 當時在俄國的一種工人組織。

[3] 第八百一十八條規定，法庭若發現原告方面不公正，可以取消陪審員的判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