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是19世紀俄國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他于1828年出生于俄國圖拉省的一個貴族家庭。1852年，他二十四歲時，發表小說《童年》，從此走上了俄國文壇，以后陸續發表了《高加索的俘虜》《兩個驃騎兵》《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爾》《哥薩克》《一個地主的早晨》《茨岡生活一頁》《艾伯特》《琉森》《教育的果實》《黑暗的勢力》《克萊采奏鳴曲》《十二月黨人》等作品，是一個高產作家，以文名震動俄國朝野。特別是他還寫了大量涉及政治和宗教的文字，如《我們應該怎么辦？》《我的信仰是什么？》《上帝在你心中》《政府、革命者、人民》《兩條道路》《什么是藝術？》《什么是宗教，它的實質在哪里？》等。他于1873年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1900年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名譽院士。
列夫·托爾斯泰的不朽名著《戰爭與和平》是1863年他三十五歲時動筆的，一共寫了四卷，1869年，他四十一歲時，該長篇的最后一卷問世。這是一部描述1812年法國拿破侖侵略俄國最后被俄國軍民擊敗的作品，構思宏偉、人物眾多、內容豐富，情節曲折動人，在戰爭小說方面，可稱古今之最。曾被西方和俄國拍成電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部小說在激勵俄國軍民保衛祖國、抵抗德寇入侵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1873年，他四十五歲時，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該小說于1877年他四十九歲時最后脫稿，發表后在彼得堡文化界引起轟動。這是一部描寫貴族家庭生活和男女情愛悲劇的小說，可以說是作家文學成就的頂峰，在19世紀的世界文壇中也算得上數一數二的優秀作品，多次被俄國和西方搬上舞臺和銀幕。
《復活》是作家繼《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第三部最有影響的長篇小說。該小說于1889年10月他六十一歲時開始構思，1899年他七十一歲時才完成，前后歷時十年，可以說作家嘔心瀝血、竭智盡力、精益求精的力作，又是一部涉及俄國當時的政治和宗教的小說，題材驚世駭俗，發人深省；內容有勸人為善、改邪歸正的作用。其問世的前后經過是這樣的：有一次，法官柯尼向托爾斯泰講了一件他親自審理的真實的案件：一個妓女被控盜劫，審判時有個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在法庭充當陪審員。這年輕人忽然發現這名妓女就是他親戚家的養女。他曾誘奸這個姑娘，使她懷了孕。收養她的女主人知道這事后，把她趕出家門。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給育嬰堂，她從此逐漸墮落，最后當了妓女。這個年輕人目睹此事，良心發現，決心以行動來補贖自己早年的罪過，他主動找在法院當檢察官的柯尼說，他說自己有造成這名女子墮落的良心、道德責任，因此他想同這個妓女結婚以贖罪。柯尼非常同情這個年輕人，但勸他不要走這一步，只要在各方面幫助這女子就可以了，何必與其結婚呢，這事對雙方都不合適。年輕人很固執，不肯放棄自己的主意。沒想到婚禮前不久，那妓女竟得傷寒癥死了。
這故事感人之處在于一個上流社會的人能夠懺悔，自古貴族強奸民女，不計其數，誰也不追究其責任，其作惡者更不會懺悔。這年輕人不但認錯，而且愿意與這個被害者結婚，等于要給予其加倍的賠償。作家聽了，也被其精神感動。
這個故事像一顆種子落入托爾斯泰肥沃的心田中，經過若干年的醞釀，開始萌芽、長大，終于成為一株參天大樹。于是產生了名著《復活》。
這個生活中的故事本是一個悲劇，該女子被誘奸、被逐出、淪落為娼妓和罪犯，而當其最初責任人愿意補贖、好運將至時，又得病身亡，真是太悲慘了。
托爾斯泰最初動筆時，為迎合一般讀者的心理，想將這個悲劇寫成一個大團圓的結尾：男女主人公捐棄前嫌，終成眷屬，雖被流放西伯利亞，但男的著書立說，教育孩子，女的讀書進修，幫助丈夫，兩口子過著安寧的生活。但托爾斯泰后來發覺這樣描寫男女主人公的命運，不符合生活的真實，最后在他的定稿中，男女主人公無緣結合，男主人公一片熱忱和努力，沒有獲得他期望的結果，最后他只能在宗教中尋求解脫，而女主人公與一個流放犯結合，繼續在西伯利亞過苦日子。
在作家的筆下，女主人公喀秋莎·瑪絲洛娃原是個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的姑娘，對生活充滿美好的憧憬。她對聶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種少女朦朧的初戀，但這種感情不久就被貴族少爺糟蹋了。她懷孕后被驅逐出貴族之家，歷盡人間滄桑，沿著社會的階梯不斷往下滑，最后滑進火坑，過了七年非人生活。但苦難還沒有到頭，她又被誣告謀財害命，進了監獄，被押上審判臺。
喀秋莎·瑪絲洛娃恨那個最初造成她失身并且懷孕的聶赫留朵夫，但一旦發現后者確有真誠的悔改之意，她還是從心底里饒恕了他，并為聶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著想，拒絕了他的求婚。
聶赫留朵夫這個人物，在小說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貴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卻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贊揚，簡直成了托爾斯泰思想的代言人。
他在法庭上認出瑪絲洛娃后，主動上監獄去求她饒恕，并愿意同她結婚，以此來贖罪。但最初他精神上還沒有真正地覺醒和復活。他所考慮的只是這事不能讓人家知道，弄得他當眾出丑。但接著他還是鼓起勇氣去監獄探望喀秋莎，這是他邁出的重大一步。這個充滿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終于采取了切實的行動，走上告別舊我的第一臺階。
從此以后，聶赫留朵夫開始了他背叛貴族上流社會的“苦難歷程”。他先是徹底否定了自己（這極其困難，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貴族朋友，否定了整個上流社會。為了解救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農村，訪問一個又一個法官、將軍、省長、國務大臣、宮廷侍從。他從解救瑪絲洛娃的行動中，逐漸產生和增強背叛上流社會的決心。
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讀者一樣，衷心希望歷盡苦難的喀秋莎最后能獲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聶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償，因為大家看到他對喀秋莎的愛是那么真摯，那么深沉，稱得上是“苦戀”。但是，托爾斯泰作為現實主義的大師，不能為迎合一般讀者心理而歪曲現實。他說：“在藝術中不能撒謊。”
喀秋莎·瑪絲洛娃有沒有原諒聶赫留朵夫？這一點不難判斷。喀秋莎看到了聶赫留朵夫不僅為她的冤案奔走，而且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還為革命家做事。他任勞任怨，百折不撓，表現出一片誠意。這一點，她感到欣慰。從而寬宏大量，原諒可以原諒的人，這也正是下層人民的一種美德。
喀秋莎·瑪絲洛娃是不是重新愛上了聶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喀秋莎·瑪絲洛娃對聶赫留朵夫的初戀是純潔的、真摯的，在她的內心一直保存著這一份可貴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動”地深埋在記憶里，而且封存得非常嚴密。像她這樣一個深情的女人，在原諒了聶赫留朵夫之后，對他并非不可能重新產生愛情。
但為什么瑪絲洛娃拒絕聶赫留朵夫的求婚呢？一般的評論家說，她對這事是經過仔細權衡的：她要是同意結婚，勢必嚴重影響聶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會將很難生活。這在她是辦不到的。寧可忍受他人對自己的傷害，自己決不傷害他人，這是正面主人公的為人之道，也是喀秋莎·瑪絲洛娃的為人之道。
喀秋莎·瑪絲洛娃為什么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呢？一般的評論家認為，西蒙松是個政治犯。這些政治犯在喀秋莎·瑪絲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喀秋莎·瑪絲洛娃對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過對他的愛情。這種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對聶赫留朵夫的迷戀。他們的結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如果要進一步了解本書的內容，讀者在閱讀此書時，不能忽略西方基督教和俄國東正教的教義和教理，同時也應了解俄羅斯民族的心理特點，這樣的故事只在相信基督的俄國才會出現，這樣的奇異小說也只有俄國的大作家托爾斯泰才會寫成。其他民族中不會產生這樣的奇事，其他民族的作家也不會將一個故事這樣寫。按基督教的教義，人的肉體是靈魂的囚籠，肉體代表人的動物性的一面，它有七情六欲，都是罪惡的，靈魂只有擺脫了罪惡的肉體，回到高超的精神境界，才能復活，得到永生，不然的話，就會永遠沉淪淫欲的苦海，無法得救。所以小說中的聶赫留朵夫進行深刻的懺悔，竭力改惡從善，克服自己的種種欲望，都是為了使自己的靈魂得救。他想和瑪絲洛娃結婚不是一種欲望的表露，而是一種精神的需要，他認為，唯有這樣，才能救自己，也救瑪絲洛娃。
但聶赫留朵夫的宏大志愿只是一種宗教的空想，一種烏托邦。人是一個生物，精神境界固然重要，肉體的需求也不能忽視。“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托爾斯泰主義的體現者聶赫留朵夫將精神的人和肉體的人（動物人）完全對立起來，認為兩者是不相容的，這是一種謬誤，本著這種謬誤行事，必定會四處碰壁。聶赫留朵夫之所以拒絕公爵小姐米西的求婚和貴婦人瑪麗愛特的求愛，是因為他認為這是一種肉欲的愛，他之所以想和苦役犯瑪絲洛娃結婚，是因為他要以此來贖罪，以求得靈魂的得救和復活，也就是說，他尋求的只是精神的愛，而這種精神的愛瑪絲洛娃并不需要，她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西蒙松的愛情，這是她拒絕聶赫留朵夫的真正原因。
處事往往走極端是俄羅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和哲學，托爾斯泰主義、民粹派都是一些極端主義，與我國儒家的中庸之道相背離。處事應保持不偏不倚的黃金界限，過分真誠就會專干傻事，過分無私就會苛待自己，不愛惜自己和不愛惜他人同樣是罪過。聶赫留朵夫從寬綽的大住宅搬入骯臟的公寓，將土地都分給農民，把姑媽遺下的田莊廉價賣掉，把身上的錢都施舍給貧民，不要結婚，不要孩子，將最后一點產業也讓給姐姐。他這樣做得到什么樣的反響呢？他將土地分給農民，自己放棄所有的收入，農民反而不敢接受，以為是東家的詭計；他施舍金錢，遭到渡船上的老頭拒絕；他將最后一點產業也讓給姐姐，卻正好中了庸俗的姐夫的心計；他最后還不死心，說要繼續幫助瑪絲洛娃，也遭到她的無情拒絕。無私和博愛是對的，但凡事都有個限度。
再看那些民粹派吧，這些貴族青年，優裕的生活過厭了，步入一個危險的極端，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擲炸彈，放冷槍，暗殺愿意改革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結果他們自己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治處死，或死在荒涼的西伯利亞。
最后，我們認為，做事既需要有利于社會，有利于他人，也應該有利于自己。既需要精神的人的復活，也需要肉體的人的復活。
中國的道教就注意養生之道，關注今生今世的福祉，希望肉身的不滅。這倒是一種可行之道。讓靈魂來否定肉體，是對神圣的生命的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