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涌的時期。為著繼續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后是宋儒語錄，隨后是佛經、《大乘起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10]，梁瀨漠[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么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后，雖然因為職務的關系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于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并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斗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工夫去管什么主義不主義。
后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后來就越沒有功［工］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宣[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著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為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當著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工］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于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志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后就逐漸地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傳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后，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斗爭的形勢，階級斗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斗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后來，我的參加是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地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著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確，到一九三〇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智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覺得反而退步了。中國的階級斗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于中國的社會關系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復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塞［什］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的議論之后，我會感覺到松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么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分疲勞和吐血癥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11]這并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范黨員，對于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么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著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歧］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