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這一世，甚［什］么“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的”專心于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純白家里，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當時并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志，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2]的時候，我是一個近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對于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并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一些同學里，誰也不愿意干，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3] （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4]的某幾段，對于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么熱烈了。我就多讀了一些書。
最后，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5]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于是就動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6]。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黑面包，餓了好些時候，后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于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7] （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來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的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8] ，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于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仰。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于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后，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后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望著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適］”，但是，又沒有什么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余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的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罷，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但是，終于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干部中沒有別人，新干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后，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干部起來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松了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并沒有像外間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結[積]習未除”的。對于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么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擔負什么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