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譯本序）
許志強
一
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的小說《H檔案》（1990），講述在紐約定居的兩個愛爾蘭人，漂洋過海到阿爾巴尼亞尋找荷馬史詩的蹤跡；他們自稱“民俗學家”，攜帶著剛發明的帶式錄音機，試圖搜集古代英雄史詩的殘存，在此基礎上破解荷馬創作之謎。這件事聽起來有點不靠譜，兩個人一無經費，二無專業研究背景，靠在電臺里偶然聽聞的一點知識，就想在荷馬研究領域做出劃時代發現。要知道，古典學的三大主題，荷馬、基督和莎士比亞，迷霧重重，歧見迭出，其爭吵之激烈，說是在進行“血腥的學術戰爭”，絲毫不為過，這里頭豈有門外漢置喙的余地？但小說的兩位主角，具備門外漢才有的莽撞勇氣，踏入阿爾巴尼亞北部山區，開始艱難的發現之旅。
喬治·斯坦納的文章《荷馬與學者們》（1962）談到過這個現象，像是在為《H檔案》中那種堂吉訶德式的舉動辯護：“在文學和歷史評論的三大經典謎團中，正是局外人做出了最杰出、意義最重大的發現?！敝T如特洛伊古城的發掘、米諾斯經卷的破譯、死海古卷的釋義等，哪一樁不是局外人做出的業績！這是一群“成分混雜的業余愛好者、神秘主義者和受直覺支配的怪人”，追隨古典學“龐大的學術艦隊”探測未知領域。伊斯梅爾·卡達萊的小說，單憑這個題材就可以說是吸引人的。披上人類學或古典學面具的學術之謎，成了《達·芬奇密碼》這類暢銷小說的賣點，自然也可以成為一部諷喻小說的敘述動機。《H檔案》的“H”是“荷馬”（Homer）的英文首字母縮寫。透過近三千年時空，那位“盲詩人”的陰魂或許終將再現，小說里的主角這樣認為。
荷馬是否實有其人，這是荷馬研究的一個熱點，幾乎每一篇探討荷馬的文章都要涉及，關乎史詩的創作、編纂、保存、傳播等一系列頗具爭議的問題。究竟誰是荷馬？這個問題讓不少人耗去畢生心血。古希臘人相信荷馬確有其人。從古希臘全盛期之前到公元前5世紀，他們認定荷馬的出生地是在小亞細亞海岸名叫開俄斯的島上。公元前5世紀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聲稱荷馬與他相隔四百年。柏拉圖讀荷馬，是表示不滿的；他讀到的兩部史詩的文字本，不管是由雅典的執政官梭倫還是由雅典的獨裁者庇西特拉圖下令編訂的，總之，固定的文字抄本已成為尊崇的對象，而柏拉圖質疑的是史詩的“有害影響”，倒不是荷馬本人的存在和歸屬問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將荷馬史詩定于一尊，只談美學評價，不涉及考證問題。大約從17世紀末起，人們對史詩的形成及歷史上是否真有荷馬其人等問題發生激烈爭論。這前后的變化可用“古代派”和“現代派”區分?！肮糯伞备鼉A向于作者一元論，“現代派”更傾向于作者多元論。喬治·斯坦納的文章對“現代派”的觀點做了一番梳理，有感于荷馬研究“每隔十年都會出現新論”，各種各樣的發現“充滿了激情和狂熱信念”，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后弗洛伊德時代，文學創作被看成是極其復雜的行為”，“19世紀編輯者看成是文字脫漏或穿插的地方，我們往往認為是詩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邏輯”，這與“古代派”的認識是有區別的。
實際上，古代語言學家對史詩的形成問題也早有爭論。喬治·斯坦納的文章沒有提到的一個重要人物是維柯，后者在其《新科學》一書中就談到古代語言學家的爭議，并做出了他自己的考證和結論。維柯認為，“創作《奧德賽》的荷馬和創作《伊利亞特》的荷馬并非同一個人”；“荷馬的故鄉在哪里是無人知道的”，“就連荷馬的年代也是無從知道的”；“荷馬也許只是人民中的一個人”，“荷馬不曾用文字寫下任何一篇詩”；“用荷馬史詩來說書的人……他們都是些村俗漢，每人憑記憶保存了荷馬史詩中的某一部分”。
正如丹尼爾·J.布爾斯廷在《創造者》一書中所說，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的作品大半散佚，而年代更為久遠的荷馬史詩卻獨獨保存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而這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特洛伊戰爭發生在公元前12世紀早期，荷馬史詩形成于公元前8世紀，久遠的歷史記憶穿越四百年時空，這只能是憑借集體口述的方式才能做到。其次，被稱為線性文字B的邁錫尼古語，于公元前13世紀從希臘本土消失，五百年后（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希臘人在本國語言的拼寫中采用腓尼基字母，才重新有了書寫文字，史詩正是在這一段沒有書面文字的時期形成的，因此必然是一種口述創作。從以上兩點看，史詩“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時代游吟詩人集體記憶的產物”，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只是游吟詩人的集體記憶如何鑄成結構縝密、品質卓越的經典，這一層關系似仍有待于破解。
20世紀荷馬研究最可觀的兩大發現，都是由業余愛好者做出的。一是擅長密碼學的英國建筑師邁克爾·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破解了神秘的線性文字B，讓史前遷徙者帶到希臘的語言變得依稀可辨。二是美國青年學者米爾曼·佩里（Milman Parry），此人深入南斯拉夫山區，親耳聆聽游吟詩人的吟誦，取得了非同尋常的研究成果。通常的看法是，這兩個人在20世紀前期所做的探索，與過去兩千年的荷馬研究相比，帶來了更多發現，可惜他們都英年早逝，未能在相關領域搭建起更堅固的橋梁。所謂的線性文字A也要留待另一個邁克爾·文特里斯去破解了。不管怎么說，談到史詩口述傳統的問題，人們倒是比從前更有信心，而這一點要歸功于米爾曼·佩里的發現。
相關文獻介紹說，南斯拉夫不識字的牧羊人坐在錄音機前即興吟誦英雄史詩，多取材于傳統史詩主題，諸如宙斯的許諾、阿喀琉斯的憤怒、赫克托耳尸體贖回、海倫被帕里斯拐走等；他們反復使用這類情節，并通過聽眾喜聞樂見的詩歌習語加以聯結，諸如“黎明玫瑰色的手指”、“有貓頭鷹般眼睛的雅典娜”、“攻城拔寨的阿喀琉斯”等，這些是從傳統節目單上就熟悉的。米爾曼·佩里發現，南斯拉夫牧羊人不就是在做荷馬做過的事嗎？《伊利亞特》頭二十五行詩中有二十五個這種長短不一的習語套詞。《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足有三分之一篇幅是由反復出現的詩行構成?，F代讀者看作是文學俗套，而它們是口述史詩的黏合劑。這些符合荷馬詩韻的固定詞句，給游吟詩人選唱下一段情節以喘息之機。佩里還發現，那些人每一次吟誦都有新的即興創作，也許是受到天神啟示，也許只是為了迎合聽眾，總之他們并未固守腳本，而是進行自由發揮，讓史詩主題在固守程式和即興創作的過程中得以維系。佩里和維柯的說法較為一致，所謂荷馬只是眾多游吟詩人中的一員，幸運之處在于，“某位精通新的寫作藝術之人在紙草上機智地寫下了這個杰出的游吟詩人演繹的幾個傳統主題”。究竟誰是荷馬或許已經不太重要，事實上也無從考證。借助南斯拉夫邊遠地區的文化遺存，史詩的創作機制似乎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逼近我們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