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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申革命”爆發后，湖南是繼湖北之后第二個宣布脫離清廷統治的省份，“建國戰爭。中又積極配合共和軍西征四川，為革命事業鞍前馬后，立下汗馬功勞，雖比不得湖北這個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翹楚了。
    但和湖北比較起來，湖南的革命基礎是相當脆弱的，因為那根本就是一個軍伸政權，由革命軍人和當的諸仲組成的一個松散聯盟。
    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這些土特產之外，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湖南的伸權。
    湖南的伸權崛起于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其標志**件就是曾國藩就任團練大臣以及湘軍的組建，幾乎從那時起，湖南的諸伸集團就擁有了生殺大權，曾國藩一手創建的審判局就是借紳們手中最便利的殺人工具。死在這把刀下的湖南農民、游民不計其數，而被當做炮灰送上前線與太平軍廝殺的農民人數也相當可觀。可以說，湖南鄉伸將“以民御民”的統治技巧做到了極致，若不是清廷統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話，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會是革命黨人了。
    湖南的紳權并未隨著太平天國的覆滅而結束，十多年的戰爭狀態已使諸伸們撥取了全部地方政務，在湖南。“諸伸”已經不是一個名詞概念。而是一種文化，一種統治文化，在這里，所有的事務都離不開諸伸集團，從賦稅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從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糾紛調解。都能夠看到借仲集團的影子。就連堂堂湖南巡撫也必須借助諸仲力量才能維特權威，借仲對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響也遠比其它省份強烈，當年“戊戌變法”時湖南之所以走在維新前列，與此不無關系。
    雖然古代中國講究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們希望皇權至縣為止。縣以下的鄉村應該完全交給薦伸們管理，但是這僅僅只是理想狀態。在王朝統治的大部分時間里。君權始終壓制著伸權，只有當亂世到來的時候，才是仲權蠶食君權的時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這里，伸權就是縮小了的君權，而君權也通常被暗仲們看做是放大了的伸權，在這里，往往諸神的一句話，就能決定當地草民的生死榮辱。
    在這樣一個省份進行革命，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極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會惹火燒身，而這，也正是為什么趙北沒有在第一時間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仲權的無限擴大，必然導致小民權利的無限縮小，湖南之所以成為會黨勢力最盛的省份，與這種伸權的狂暴不無關系，草民對抗強權的唯一武器就是會黨。不過，由于諸仲集團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文化資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組織的會黨翻身，基本上是在做夢。而且，不少有眼光的借仲出于利益考慮，在拉攏官府的同時也與革命勢力眉來眼去，將自己打扮成“開明”伸士，這種伎倆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鄉伸投身實業，造就了一批新興力量，這些人就是“立憲派。”他們是伸權進一步蠶食君權的結果，這些人希望從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權力，所以。從表面來看他們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們骨子里是反對暴力革命的，他們看好的國體是君主立憲。準確的講是“諸伸立憲。”對他們來說，過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著他們政治、經濟特權的喪失，這不是他們所希望看到的。
    作為革命大時代的一員，湖南就是這個時代最頑固的守舊派堡壘。要想攻克這個堡壘，不是幾萬人槍、幾個門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進會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短視的錯誤，所以，湖南亂套了。
    作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趙北關注的重點小方向，雖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內直接介入湖南事務，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過共進會的領導層注意湖南諸伸動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當作了耳旁風，結果導致湖南革命形勢驟然一變。并牽連貴州發生政變。
    貴州政變是兩天前發生的，駐扎省城貴陽的黔軍因為鬧餉而嘩變，聚攻軍zhèng fǔ和都督府，共進會方面的貴州都督焦達峰被殺，副都督鐘玉山下落不明，共進會嫡系部隊“革命聯軍”連遭黔軍伏擊，損失慘重。已退往湘黔邊界，現在的貴州軍zhèng fǔ已落入立憲派手中，省內傾向南方革命黨的軍政要員要么被殺，要么落荒而逃，幾乎一夜工夫，象征草命的十八星紅旗就在貴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者老會。首發zhèng fǔ。
    湖南的亂局要早于貴州，由于共進會主力部隊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虛，在貴陽兵變前一天，長沙城外的原清軍巡防營數千人同時嘩變，隨即拖炮進攻長沙，與駐扎城內的共進會嫡系部隊激烈交火，戰斗持續了一天，共進會雖有會黨武裝協助，但因火藥庫被內jiān炸毀，彈藥全失。最終只能放棄長沙，分兵兩路，一路往南退守醚陵，一路往北撤向湘yīn，同時派人向駐守湘北岳州的薦和軍第五師求援。
    共和軍第五師師長是吳振漢，雖然他是共和軍副總司令，但作為客軍統帥，他沒有權力直接調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總司令趙北拍發電報，將湘變詳細經過稟明，請示處置辦法。
    趙北的回電很簡單：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吳振漢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師進狀態，在岳州城外加筑了兩道防線。兩天后幾艘蒸汽船兒用批武器彈藥從武漢趕來，蔡柳林的dú lì炮兵旅也隨船同時到達，岳州人心
    定。
    趙北接到吳振漢的電報時正在湖北東部視察防汛工作，電報一到，他當即決定立即返回武漢坐鎮，雖然路上沒敢耽擱，但代用小炮艦的蒸汽機故障不斷。走走停停，等他回到武漢時已是湘變之后的第三天了。
    戰場形勢瞬息萬變，這短短三天時間里，湖南局勢進一步惡化，共進會退守醚陵的那支部隊沒能堅守住陣地，面對數倍于己的敵軍，缺乏彈藥的“革命聯軍”只好繼續向東撤退，進入江西境內，本打算退往萍鄉。與閻錫山、李烈鈞部革命軍取得聯系，但進軍途中突遭控制在立憲派手里的贛南巡防營jīng銳部隊伏擊，傷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幾名將領隨即被贛軍以“會匪”罪名槍決余部均被遣散。
    退守湘yīn的共進會部隊也遭到進攻，雖然敵軍攻勢不猛，但軍心一度發生動搖，如果不是蔡柳林的dú lì炮兵旅及時趕到并投入戰斗的話，恐怕湘yīn也是守不住的。湘yīn和酷陵比起來有一個優勢，這里緊靠洞庭湖，又趕上長江汛期，水位較高，共和軍的小炮艦可以直接開到岸邊，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軍，而且這里離岳州不遠，湖北軍zhèng fǔ的休養生息政策也影響到了這里，百姓負擔較輕，革命熱情較高，能夠主動為革命武裝傳遞消息。
    趙北回到武漢時共和軍第五師的副師長潘康時已經趕到武漢，他是吳振漢派回的聯絡員，負責向總司令匯報湘變洋情。
    在總參謀部的小會議室里，趙北召開了一次緊急軍事會議，并沒有立即部署軍事反擊事宜，只是詢問了一下湖南局勢。
    “長沙陷落后，君憲派遺老遺少彈冠相慶，組建了所謂的“憲政自治會”發出通電，說共進會是會匪武裝，不是革命軍隊，首領也不是湖南人，君憲派以此為借口宣布接管全省軍政事務，推舉省議院議長、前清湖南巡撫水chūn莫為湖南都督。憲政名士譚延哥接任議長之職，次rì袁世凱發通電，認可了議長，但否決了都督人選，任命原江蘇都督湯化龍為湖南都督，并發表前湖南礦務總局中路總辦黃忠浩為湖南鎮守使，統帥湘軍。”
    潘康時拿著一份簡報，將最近幾天的糊南政情簡略介紹。
    趙北拿手指叩了叩桌子，問道：“這個黃忠浩是不是就是原來那行小巡防營統領？”
    “正是此人。記愕孫武回湖南之前，總司令就特意點到過這個黃忠浩，說此人反對革命，要共進會小心此人。現在看來，總司令真有先見之明，此次長沙兵變，正是此人一手挑起，參與兵變的巡防營也是他的老部下。”潘康時點了點小頭。
    趙北只能苦笑，歷史已因他的到來而變得面目全非，這個黃忠浩在辛亥革命中是死于革命軍之手的，但是現在，此人不僅沒死，反而被袁世凱任命為湖南鎮守使，到真是有些諷刺。
    “湯化龍做湖南都督，袁世凱打得什么主意？”趙北琢磨著。
    湯化龍是湖北人，也是著名的立憲派，革命之后應黎元洪之邀做了湖北議院副議長，后來參加南北議和，做了南方總代表，隨即又被袁世凱任命為江蘇都督，椅子都還沒坐熱，就趕上了湘變。
    潘康時見趙北半天沒說話，于是說道：“袁氏電報一到，湖南遺老遺少就吵翻了天，一些人叫囂“湘人治湘”不過最后還是同意讓湯化龍上任，現在湯化龍正坐船往岳州趕呢，還往武漢拍了電報，不知總司令是否已看過那份電報？”
    趙北說道：“沒回武漢的時候黎黃陵就把那電報轉拍給我了，我看過電報，不過是些場面話，這個湯濟武倒是圓滑，知道湖南都督不好當。他一個書生，現在湖南又是兵變四起，就憑他的力量彈壓不住，所以先給我個電報，讓我在背后支持他。”
    “那咱們支持不支持？依我看。這次湖南事變對咱們來說沒什么影響。反正共進會主政的時候咱們也不受待見。
    湯化龍好歹是湖北人，還做過湖北副議長，與黎議長關系密切，他做湖南都督，總是好過孫武那幫愣頭青。”
    潘康時這話雖有些偏激，但說得也是事實。年初的時候共進會接連拍發電報到武漢，催促趙北盡快將駐扎岳州的第五師撤回湖北，甚至通過袁世凱向趙北施壓，只是趙北態度一直很強硬，這才沒有得逞。
    第五師擺在岳州不是沒有目的的。岳州拖守洞庭湖湖口，交通便利。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只要守住了這里，就等于是守住了湘北門戶。無論是保護湖北還是南下湖南，這里都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當初吳振漢率領第一梯隊聯合共進會部隊攻克了長沙后，趙北立即下令將第一梯隊開往岳州休整，之后第一梯隊就駐扎在這里，后來被改編為第五聳，沒再挪過地方。
    作為一個熟悉歷史的穿越者。趙北的這個安排非常明智，第五師最終還是派上了用場。
    其實，此次湘變、黔變之所以發生。也與趙北的默許、縱容不無關系。
    如果共進會唯總司令馬首是瞻的話，或許湘黔事變根本就不會
    。
    但是共進會選擇了與總司令分道揚鍍，這是很不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