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拙著《厭女》要被翻譯成中文了。

本書原有一個副標題“日本的厭女癥”，若在此代入其他國名，便成為“中國的厭女癥”“韓國的厭女癥”“越南的厭女癥”，等等。“厭女癥”一詞適用于各國社會。我的這本書是受到研究英國文學的美國學者伊芙·塞吉維克的《男人之間》一書啟發而寫的，所以，“英國的厭女癥”“美國的厭女癥”，也同樣存在。很遺憾，目前我們還很難想象沒有厭女癥的社會。

本書由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構成。塞吉維克提供的由“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恐同”“厭女癥”這三項要素構成的理論裝置非常好用。通過這個理論，我們懂得了“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與同性戀的區別，也懂得了同性戀男性被“女性化”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了，所謂“男人氣”，是通過將女人“他者化”才得以定義的，即男人氣=不是/不像女人。

塞吉維克提出的這個理論裝置銳利明快，以至于誰都想運用它來解剖自己手頭的材料。“喔，對了，那個集團原來就是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的集團”“那個總是圍著女人屁股轉的男人，原來有厭女癥，其實是厭女癥”……讀者應該會發現，即使在中國，也和日本一樣存在著無數可以用這個理論工具來解釋的現象，并且因此而感到沮喪。因為，這恰恰是男人們一點兒也沒變的證據。

“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充滿豪邁之氣的口號，我們是從社會主義中國學到的。可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傳到我們耳里的，凈是什么“企業喜歡男生”“女性就業難”之類，和資本主義沒有兩樣。當我得知“婦女回家”現象時，著實吃了一驚：日本女性希望掙脫主婦處境，難道中國女性反倒想回家當專職主婦嗎？社會的變化充滿矛盾。女人之難，似乎不分東西、不論體制。中國有中國的厭女癥，期待有人來研究。

我們知道，日語是一種混合語言，在歷史上吸收了很多漢語和英語等外來詞匯，其結果就是漢字假名交雜的句子和用片假名表音的外來語。日語的這種特性，使得攝取外來概念時十分通融自如，但是也可以說，這反過來耽誤了外來概念的日語翻譯。在日語中，feminism、misogyny等詞匯，是直接使用表音符號的片假名來標示的，所以，當我知道feminism在中文里被譯為“女性主義”、women’s center被譯為“女性中心”時，曾在心中感嘆不已。本書的misogyny一詞，亦被譯為“厭女癥”，譯語之妙，讓人不禁喝彩叫好。“厭女”，當然就是一種“病”。那么，homosocial和homosexual，又是怎么區分翻譯的呢？實在令人興味盎然。

厭女癥這種病，不是只有男人才患，女人也會染上。厭女癥這一概念的有力之處，正在于它也可以解釋女性的陰暗面。正如本書所論，比起男人的厭女癥，女人的厭女癥更加麻煩，因為女人的厭女癥是自我厭惡。理解了這一點，許多謎都能解開。比如：為什么女人之間圍繞男人相互對立？為什么說女人的敵人是女人？為什么母女關系復雜糾結？等等。雖然這些問題并不因為我們懂得其中緣由就立即能夠解決，但是，至少，理解能成為面對問題的第一步。

日本的女性主義一直受著各種外來影響，本書也受到了塞吉維克這位研究酷兒理論的美國學者的影響。于是，有人說，日本的女性主義不過只是來自歐美的舶來品。

在這里，讓我們來反駁這種批評。著名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出生在印度，擁有美國的永久居留權，執教于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從事英國文學研究。在訪問日本期間的一次性別理論研討會上，她聽到一位歐洲學者提出“社會性別”這一概念并非日本本土原有的概念時，如此回應道：

“一個概念，無論誕生于何處，只要能為我用，便當盡管去用。”

當一個理論被用于實證時，理論會因適用的對象和文化背景而得以“本土化”。讀過這本書之后，一定會有讀者忍不住想應用它來探究自己所屬社會的問題吧。正如我論“日本的厭女癥”一樣，讀者中也會有人去論“中國的厭女癥”吧。我期待著讀到那本書的日文譯本。

不過，倘若出現了這一理論也無法說明的現象呢？那就讓我們歡迎這種脫離厭女癥的新變化之前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