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汪兆銘的性情如何乖張，但用天才的標準去衡量一個少年人的話，少年時期的汪兆銘絕對是一個天才。至少，在一個讀書人的眼中，確實如此。
    且看：
    笑將遠響答清吟，葉在欹巾酒在襟。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巖壑更深沉。茱萸棖觸思親感，碑版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時入夢，偶逢佳節得登臨。
    這首詩就出自于十四歲的汪兆銘之手，詩歌的意境，文字的凝練，都已經到了一定的造詣。
    這是汪兆銘十四歲的時候寫的，后來他十八歲的時候，中秀才的時候，也是廣州的小三元，文采斐然。再看這個時期的老蔣，十四歲的時候，老蔣結婚了……這好像沒什么好宣揚的，本來找一個比自己大五歲的老婆，老蔣臉上也無光的很。但是要命的是，老蔣在他結婚當天，穿著禮服，竟然領著一幫村子里的毛孩子，在自己家的門口起哄，搶沒炸響的鞭炮，簡直就是一個撒尿和泥的熊孩子。
    也怪不得，老蔣混得越來越慘，而汪兆銘在青年時期，就成了孫先生的左膀右臂。
    再看生活作風，汪兆銘在‘國黨’之內，生活非常規律，沒有任何的瑕疵，不賭博，不玩女人，甚至還要以身作則，訓斥那些敗壞‘國黨’聲譽的同僚，在‘國黨’中有道學先生的叫法。立志堅定，對自己更是嚴格，甚至立下了，革命不成功，他絕不結婚的誓言，而且這一點他也做到了。
    還有他在燕京謀劃刺殺攝政王被抓的時候，在燕京街頭，狂歌：“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更是成就他的文名。
    想當初，汪兆銘也是有氣結的大好青年。
    至于為什么會墮落，很多人都會奇怪，明明一個有血性的大好青年，怎么越來越走歪了呢？要說辛亥革命之前，同盟會領導的起義達到了6次之多，但是都是以慘敗而告終。
    當時同盟會中，還面臨著分裂的危險。孫中山一意孤行去南洋發展，并拋棄了東京同盟會的總部。加上同盟會組織的起義，多半并不是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領導。缺乏說服力。在燕京的梁啟超，甚至撰文罵同盟會‘遠距離革命家’，一個個都龜縮在大后方，卻教唆不相干的進步青年和軍人，替他們送死。
    汪兆銘也就是在同盟會如此尷尬的情況下，才站出來，向孫先生提出，去燕京刺殺滿清高官，用鮮血印證革命的純潔……
    怎奈。寫文章汪兆銘拿手。刺殺滿清高官，這么專業性強的工作，他一點經驗都沒有。還沒有準備好呢？就被滿清的爪牙逮了個正著。
    抱定必死決心的汪兆銘在被捕審訊的時候，也顯露出一個革命者該有的氣結。為了替同僚開脫罪名。他甚至把刺殺攝政王載灃的罪責都往自己的身上攬。
    如果汪兆銘的生命，在這一刻停止，在菜市口，引刀就義的話。他的人生是光輝的，是正面的，是無數革命者學習的榜樣。可是。他遇到了一個奇葩王爺，肅親王善耆，這位也是川島芳子的親生父親。當他看到汪兆銘被捕后，被搜查出來的《告別同志書》之后，竟然立場非常不堅定的同情起來汪兆銘。
    不分敵我的肅親王善耆，甚至在對汪兆銘過堂之后，還說出了，他要不是王爺，也要被汪兆銘的義舉感召，加入革命黨。
    嚇得當時會審的幾個官員都不敢吱聲了，消息傳到了攝政王載灃的耳中，這位末代皇帝的老爹也凌亂了。肅親王善耆是絕對不會加入革命黨的，這一點他清楚。但是面對如此分不清立場的王爺，還想方設法的替‘亂黨’說話，他只能哀嘆道：‘不是敵太強大，而是我軍太愚蠢。’
    就這樣，原本應該成為烈士的汪兆銘，竟然從死刑變成了無期徒刑。
    這個結果，對于本來必死的汪兆銘，也是晴空霹靂。大難不死之后，立場動搖起來，對原本是對立階層的肅親王善耆感恩戴德起來，甚至還寫過文章，感慨他的成就離不開肅親王善耆的救命之恩。
    之后的幾年，才是汪兆銘變化最大的幾年，他開始崇尚權力的魔力，憑借孫中山的信任，開始在‘國黨’內部爭奪更多的話語權。
    性格失去了沉穩，加上自卑心理的作祟，讓他無法忍受被忽視的冷落。這才有了他想要憑借文章抨擊王學謙的想法出來。
    或許是做了虧心事，見不得人。而心里又是瘙癢難耐，迫切的希望讀者看到他寫的文章后的反應。早市的時候，來店里吃早點的客人很多，‘拼桌’也是常有的事。
    汪兆銘故意將報紙放在遠離自己的地方，好讓同桌的人看到。
    不過第一個和他‘拼桌’的客人，顯然粗鄙的讓汪兆銘沒有炫耀的心思，好不容易，在飯桌上，賴了近兩個鐘頭，終于等來了一個看上去還算體面，至少有些學識模樣的人，坐在了他的對面。
    對方見桌子上有報紙，正準備翻，抬眼看到汪兆銘一臉希望的樣子，頓時感覺有些異樣，尷尬的詢問：“這位仁兄，這是你的報紙？”
    “你請看，隨便看。”
    汪兆銘巴不得有人看報紙，哪里會攔著對方，反而熱情的詢問對方。早餐夠不夠，不夠的話，他甚至表示‘會單’叫幾份這家店里招牌鍋貼。
    這種出乎常人的反常舉動，讓人不免奇怪起來。但是看汪兆銘風流倜儻，也不像是街頭上騙旅客的江湖小混混，也漸漸的放下心來。不過，讓汪兆銘失望的是，對方并沒有按照他折好的第二版開始看，反而翻到了頭版，看起來。
    時而皺眉，時而沉思的閱讀起來。
    終于翻到第二版，可讓汪兆銘心里又是緊張，又是期待的時候，卻見對方笑了起來。
    “兄臺。為何發笑？”
    汪兆銘臉色不免有些揶揄，神態不自然的問道。
    對方笑著拿起報紙，一手指著報紙上豆腐塊大小的文章最后，笑不可支的說道：“這問仁兄，你看這兒，可笑不可笑？”
    汪兆銘定睛一點，知道那篇文章是他寫的，可是他總不能在外人面前顯擺，這文章是他寫的，其實這樣的文章。汪兆銘也不至于用點名的方式去謾罵。文人的氣節他還是有的，多半用的是隱喻，要不是熟悉王學謙其人的話，也猜不透這篇文章到底是再說誰的不是。
    汪兆銘裝模作樣的讀著自己的文章，雖然不比魏晉時期駢文的辭藻華麗，但也是文辭練達，不失為一篇不錯的好文章。
    不過對方顯然沒有看文章，而是指著那個筆名，嬉笑著：“也不知那個傻缺。取了這么個筆名，估計也是個相公，走旱的道的主，玩鳥玩出癔癥來了……”
    “哎。別走啊！我還沒說完呢？”面對素質如此低下的讀著，汪兆銘還要是能坐的下去，就出鬼了。
    客人似乎談心很濃，可汪兆銘卻再也坐不下去了。他忽然間發現，穿西裝皮鞋的也不見得是文明人。
    回到了旅店的房間里，他越來越氣。胸口就像是被點了炮一樣，呼嚕嚕的往外喘氣。
    想著非要找《申報》的人，理論一番，汪兆銘還天真的以為，《申報》是為了保護他，才沒有公開他的筆名，用一個從來沒有人用過的筆名來替代。可是造成的后果？讓汪兆銘很難接受。
    其實汪兆銘忘記了，他的文章很不錯。但是讀報的人，大部分都是新式學堂出來的，有些更是在成年之后自學的。王學謙之所以敢讓《申報》刊登這篇汪兆銘寫的文章，因為很多人會看不懂。
    沒錯，就是看不懂。
    寫文章，可不是考科舉。用得著像是寫八股文似的，一個個往外摳字眼？
    王學謙的古文功底糟糕的很，但也跟著章炳麟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見識增長了不少。但看完了汪兆銘的文章，還是沒讀明白，文章寫得是什么。這位如此含蓄以至于讓他這個當事人都沒讀懂，難道讀報的人會看的明白？只不過，王學謙在私下里對汪兆銘的評價很差，也不多說，只是說了一句：“這是個禍害。”
    反倒是汪兆銘的文章寫得太注重文采，以至于很少有人看得明白，流傳也不會廣。既然如此，也就不在和汪兆銘計較，讓他一個人去折騰吧？
    可是連他也沒想到的是，原本不過是一個惡作劇，想著惡心一把汪兆銘的做法，竟然讓汪兆銘平添了不少的怨氣。當然，他首先要站出來，說明那篇文章是他寫的，汪兆銘，筆名‘精衛’。不是什么‘憤怒的小鳥’。
    其次，再想著要和王學謙一爭高下。
    可是事態的發展，總是不隨人愿，反倒是王學謙寫了一篇社論，雖然通篇是白話文，但是論據充分，歷數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后，用不正當手段控制，分裂華夏的種種罪狀。
    其中，更是提到了經濟殖民的論述，發人深思。
    雖然文字太過直白，但是字里行間里，顯露出了發人深省的反思。
    其實，王學謙寫這篇社論的意思，就只有一個，擴大民眾的反英國情緒，把英國人孤立，讓租界面臨四面楚歌的困境。但同時，也是對租界當局關押游行群眾的一種聲援。
    兩人的高下立判。
    可以說，汪兆銘偷偷摸摸的小動作，反而沒有傷到王學謙，反而把自己給搭進去了。
    翌日，汪兆銘在《申報》上看到報社的道歉文章，說明‘憤怒的小鳥’的筆名，其實就是‘精衛’。原本這應該是一件高興的事，但汪兆銘卻像是早飯吃了一只蒼蠅那樣難受。
    尤其讓他受不了的是，連于右任都對王學謙的社論非常看重，而放在汪兆銘的身上，只留下了那個可有可無的筆名。
    他甚至感覺到，和他不對付的人，已經開始用‘憤怒的小鳥’開始來丑化他了。
    讓他更加不安的是，他得到消息，章炳麟抵達上海了。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章炳麟在早期的同盟會，甚至現在的‘國黨’內部，都又不俗的影響力，如果這個人要出面，除非孫先生親臨。不然誰也無法指責，章炳麟不能在上海代表‘國黨’。
    延續在辛亥初年的‘國黨’內斗，儼然又要死灰復燃。但這時候的汪兆銘卻無法找到一個有力的幫手。因為此時此刻的上海，已經不是陳其美時期的上海，加上‘國黨’自從孫先生親赴廣州之后，大部分的組織機構都遷移到了南方廣州。
    在上海的人員，更是單薄。
    想來想去，汪兆銘已經知道，上海的局勢，不是他一個人的意志能夠左右，無奈之下，只能啟用‘國黨’內部的秘密電臺，給臨時大總統府邸發報。
    讓孫先生定奪。(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