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人物看重的‘紅人’在外頭別人撅了，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從哪兒跌倒，就從哪兒爬起來；從哪里被撅的，就要從哪里找補回來。
    可實際上并不是這么一回事，在‘國黨’現階段的‘盟友’名單中，敵人只有一個，直系軍閥，也就是以曹錕為首的，以吳佩孚為主要幫兇的直系軍閥頭子。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可以團結的盟友。
    比如下臺的段祺瑞；在湖北老家當財主，不打算出山的黎元洪；或者是在東北積蓄勢力的張作霖；還有政治相對開明，資金充裕，實力不斷提升的浙江……都算是盟友。
    可有多少人會認可這種盟友關系，就很難說了。
    至少，就段祺瑞那樣的性格，是絕對不會把‘國黨’當成盟友的，假如段祺瑞再次上臺，大權在握的話，‘國黨’肯定是他第一個要剪除的對象，或者其在段祺瑞心目中的危害僅次于已經羽翼豐滿的張作霖。總之，‘國黨’在民國政壇執政黨的眼中，并不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合作對象。倒是在野黨可以利用的對象。
    雖說‘國黨’內部很希望從浙江找回面子來。
    可面對蔣百里，說他不懂軍事？
    真要敢這樣說，‘國黨’上下估計也會心慌的。畢竟，這話蔣百里可以囂張的對孫大先生說：你和你的手下，都不是干軍事的料。
    可是‘國黨’上下卻難以反駁。
    至于要和王學謙翻臉，這可真的想多了，浙江軍政府的實力，在整個南方。乃至整個民國的省一級的行政區域內，是一等一的強。要不是王學謙不愿意在軍隊上投入太多，軍隊擴編太快的話，說不定在長江以南都能聽到王學謙的聲音。
    王學謙和他代表的浙江軍政府的官員，無法成為‘國黨’泄憤的目標。自然需要有一個替代者。
    而且這個替代者的地位不能太次，讓人失去欺負的樂趣。
    最好‘國黨’轉移的目標能夠吸引足夠的活力，還能和肇事者蔣百里有些關聯。
    于是‘國黨’上下一直認為，梁啟超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說起梁啟超，就不得不說他和‘國黨’之間的隔閡，或者說仇恨。主要還得從十五年前說起。當時在日本，華夏的留學生總數已經超過了3000人，甚至更多。這些人是整個華夏的希望種子，是精英階層的一份子。按理說，梁啟超等人是堅定的保皇派。是改革派，在清朝還是皇帝為元首的時代，是不該被驅趕去除，在國內成為通緝犯的。
    很不幸的是，清朝末年，皇帝說的話，不算數。
    牝雞司晨也好，遮云蔽日也罷。總之，當時的清朝是一個女人說了算。
    于是，以推翻皇權為己任。驅逐清朝統治者為政治目的‘同盟會’；還有支持皇帝的統治地位，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在日本勝利會師了。當然，在國內，他們的身份都是通緝犯。同是天涯淪落人，這時候如果能夠合作。勢必會獲得更加強大的力量。
    不過雙方并沒有打算互相妥協，反而發動了爭奪華夏留學生的戰爭中。勝利的一方。將獲得政治上的莫大榮譽，并積聚大量的人才。而失敗的一方。就只能灰溜溜的離開。
    政客們都知道，單打獨守是沒有前途的，想要發展壯大，就只能拉幫結派。以保皇黨首位的梁啟超等人，主張皇帝沒錯，錯的是制度，只要制度完善了，華夏一樣能夠成功，這種說法有很多人支持。畢竟皇權雖然沒落了，清政府的名聲已經聲名狼藉，但參照英國、德國和日本，這種說法還是非常有市場的。總所周知，這些國家都是君主立憲，也是世界一流的列強。
    可孫大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不這樣看，認為華夏最大的問題就是皇權，因為滿清的皇帝，不能代表華夏的根本利益。
    雙方在皇權，這個問題上激烈的辯論。
    在國家孱弱，民族有覆滅的威脅的時候，連義和團運動都能當成救國的良藥，更加激進的一方顯然更有優勢。
    作為雙方的機關報，《民報》在節節勝利，不斷的壓制了保皇黨機關報《新民叢報》的生存空間。實際上，兩家報紙的發行量都可憐的很，因為這是在海外發行的中文報紙，面對的群體只有幾千人的留學生團體。這樣的規模甚至不像是報紙媒體之間的爭斗，更像是私底下的小抄比拼。
    失去了政治聲望的保皇黨雖然失敗了，但是在民國建立之后，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并沒有沉默下去，反而被袁世凱等執政者重用，反倒是打贏了輿論戰爭的‘國黨’一直延續著亂黨的身份。
    氣節！
    就成了心有不甘的‘國黨’報人對保皇黨，乃至梁啟超攻擊的唯一手段。
    有前因，有后果，蔣中正被奚落，甚至在浙江被羞辱，立刻引起了‘國黨’核心圈子的高度重視。當然這種重視是將一個已經消聲滅跡多年的仇人引出來了。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梁啟超很不厚道地嘲笑了一把孫大先生在廣州被追隨者變節追捕，狼狽逃跑的事實。連嬌妻都不管不顧，只顧自己逃命的事實，就差指著孫大先生的面罵道：你這衣冠禽獸……當時剛剛逃到上海，還驚魂未定的孫大先生從報紙上看到這么一則報道，當時就氣暈過去了。要是孫大先生的身體出了狀況，還沒有成氣候的‘國黨’，說不定就化成一縷青煙，消散開了。
    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起到孫大先生對‘國黨’的作用，這就是精神領袖的魅力。
    新仇加舊恨，讓‘國黨’核心階層立刻將矛盾對準了梁啟超，這個時不時抽冷子讓‘國黨’很難堪的家伙。
    ‘國黨’上下同仇敵愾，以至于讓原本給‘國黨’丟了人的蔣中正也感到很奇怪，因為他在進入莫里哀路花園洋房，也就是孫大先生的寓居的時候，和他向來不假辭色的汪兆銘，竟然抿著嘴，一副有難同當的樣子對蔣中正說道：“介石，你的敵人，是我們共同的敵人，他對你的中傷，絲毫不減我們之間的同志情誼！”
    言下之意就是，兄弟，不要灰心，看我們的。
    老蔣臉上如同翻開的醬缸似的，五顏六色的，他心說：“我們有這么熟嗎？”
    更何況自己給‘國黨’丟人是不爭的事實，可怎么聽汪兆銘的話，似乎自己不是出一趟遠門，把臉讓人用大巴掌抽腫了似的。反而像是做了一次了不起的工作似的？
    這種疑惑在戴季陶的解釋下，蔣中正才恍然大悟。
    ‘國黨’在廣州一役，銳氣盡失，來到上海之后，雖然積極的和陳炯明的部下之間溝通，希望獲得支持，將陳炯明在廣州的政府推翻，讓‘國黨’可以重新主政廣州。可惜，一來兩地交通不便，消息傳遞受到地域的限制；二來陳炯明加強了戒備，不太好下手。無所事事，又遇到士氣低弱的‘國黨’核心們覺得如此下去，人心就要散了。
    需要給自己豎立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必須具備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實力要弱，不能得罪地方強權；第二，不能在受到‘國黨’最后的大本營可能被威脅的對象，比方說王學謙和盧永祥，派兵來上海，絕對能讓‘國黨’雞飛狗跳；第三，不能讓盟友難堪。
    想來想去，就梁啟超最適合。
    ‘國黨’都知道，梁啟超對‘國黨’是橫挑鼻子豎挑眼，非常看不慣，反之亦然。
    而攻擊梁啟超還有一個好處，不管是孫大先生，還是梁啟超，都是在民國的年輕人中擁有大量的擁躉的人物。雙方的輿論戰，很容易將‘國黨’引為焦點，獲得更多的支持。其次，梁啟超這個人是有缺點的，而且缺點很大。
    支持清政府，支持光緒，戊戌變法失敗之后，逃到了日本。但隨后清政府宣布準備立憲，他在日本堅決支持……辛亥革命之后，梁啟超長期擔任袁世凱、段祺瑞政府的高官。在‘國黨’的眼里，這家伙是統治階級的‘走狗’，是最兇惡的敵人，是要被打倒的對象。
    當然，梁啟超也不是一味的支持強權，他也反對袁世凱稱帝，也反對張勛復辟。
    可惜，作為政敵，敵人身上的缺點要被無限的放大，敵人身上的優點要全部忽視。
    在‘國黨’的宣揚下，不明真相的年輕人覺得梁啟超就是一個兩面三刀的墻頭草，是不可信的。
    躺著也中槍的梁啟超，忽然發現這些天似乎周圍看他的眼神多少有點怪異，當然，他渾然不知，或者裝作渾然不知。看了幾份‘國黨’刊印的報紙才明白，原來南方的那群人又開始不安分了。
    ‘國黨’有不少文人，寫文章很順溜。可梁啟超也不是吃干飯的，他17歲就中舉，一身本事都在筆桿子上，罵戰一起，旁人有種眼花繚亂的感覺，大呼過癮。
    唯一看不懂的是王學謙，他原本擔心蔣百里在寧波讓老蔣難堪了，會造成‘國黨’對浙江的攻堅，至少輿論攻堅是少不了的。可沒想到的是，‘國黨’竟然拐了一個彎，轉手將仇恨值都按在了梁啟超的頭上，這讓王學謙在納悶之余，開始反思，‘國黨’這么不靠譜，他和‘國黨’之間的合作，是否也有可能被隊友坑了的危險？(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