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知名政客。
    聲名狼藉，行為卑劣，不管是真是假，總之名聲肯定是差的，可他們卻是政客，擁有強大影響力和實力的政客，那么他們手里肯定捏著別人沒有的資源軍隊。
    而另外一種政客就簡單的多了，長期處于朝不保夕的困境之中（相比那些高官政客），但是在社會精英階層，或者知識階層擁有很高的知名度，有大批的信徒等等，用一場場演講，報紙上的文章來突出自己的成就。這一類政客多半會稱為口頭革命者，比如說孫大先生。
    事實上證明，后一種知名政客是無法擔當大任。
    在民國，沒有軍隊，沒有實力，缺乏地盤的政客，是根本無從談起的。
    孫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直以來都是精神領袖，是第一的精神領袖。正因為有第一光環，他的事業就算是長期處于低谷時期，沒有哪怕一絲一毫的曙光出現，也不會因為前途暗淡而缺乏追隨者。
    可王學謙用一篇演講稿，讓他感覺到了一種潛在的威脅。
    孫大先生很煩惱，因為王學謙的異軍突起，確切的說，是王學謙出人意料的放棄原本安逸的生活從幕后走到了臺前。產生了對孫大先生的威脅，這種威脅并不是以安全為基準的。
    而是對地位的挑戰。
    任何一個領域內，第一，永遠是無法撼動的權威。
    正因為長期以來，孫大先生雖然仕途不走運，運氣也不佳，但他一直是民國精神領域的第一人，所以他可以放手針對在‘國黨’內影響力僅次于他的黃興，章太炎。從一個政客的手段來說。孫大先生并不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
    黃興被踢出‘國黨’。
    章太炎在東京被拋棄。
    可是他們都沒有性命之憂，孫大先生在奪權的同時，并沒有采用極端的手法。而是采用了相對溫和的驅趕，不過這也是因為‘國黨’在民國建立之后，表現的一直差強人意。原本是作為民國建國的奠基者，可在民國建立之后，直接從執政黨，變成了通緝犯。在清朝的時候是‘亂黨’的身份，很多‘國黨’的成員窮其一生的努力才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可最后他們發現，自己還是‘亂黨’的身份。
    導致了‘國黨’雖然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但凝聚力卻越來越低。
    廣州發生的兵變，也說明了這個問題。
    ‘國黨’的成員越來越不相信孫大先生說的那一套，不少人甚至覺得孫大先生已經沒有了成功的可能。
    越來越多的‘國黨’核心階層開始走上了兩個極端的道路，不聞不問，隱退出政壇，這是一種；而另外一種，就是雖然披著‘國黨’的標簽，但已經徹底和‘國黨’沒有了瓜葛。
    試想，在如此局勢之下。孫大先生對于王學謙的異軍突起，會有多重視。
    第一天下知，這是毋庸置疑的。
    以前的孫大先生就是這樣的地位，可在王學謙跳到明面上之后。他發現王學謙不停的拉攏知識界，用演講、寫文章等手段，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將他的第一身份搶走。
    孫大先生的性格，并不是那種非黑即白。動不動就要人表明立場的極端自負的人。更多的時候，他將自己擺在平常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在第一時間并不是扭曲王學謙的影響力。也不是想著如何詆毀這么一個政壇新人，而是想要更多的了解。試著溝通，雙方合作的可能。
    既然這樣，就需要派人過去。
    當然，最理想的是他親自從上海去一趟浙江，不過在一切都沒有明朗的時候，他是不會啟程離開上海的。
    原本他是準備派宋子文親戚跑一趟杭州，可惜，宋大公子對于他這位姐夫已經失望透頂，并沒有答應下來。
    在他眼里，‘國黨’甚至連烏合之眾都稱不上。
    注冊人數很多，但大部分都不關心，也從來不參加‘國黨’的活動，屬于人多勢眾，但總是在關鍵時候缺人的尷尬境地，甚至還不如幫派的小混混來的齊心一些。從同盟會算起，常年處于經費緊張的境地，甚至連機關報的辦刊費用，都磕磕絆絆，如今已經是難以為繼的地步。
    不管是《民報》，還是《中華民報》，這些曾經的，或者還在辦刊的報紙，都因為閱讀人數銳減，而無法獲得足夠的政治募捐，形成良性的循環。
    而‘國黨’的報紙，因為其特殊性，是不能接受廣告等收益，幾乎沒有盈利的空間和可能。
    整張報紙都是大幅的長篇空論，讓人很難提起勁頭來。
    如果‘國黨’的這套說辭剛出來的前清時候，多少還有點新鮮感，至少能夠搏人眼球。可當這套說辭從出現到現在，經歷了十多個春秋之后，從銳意進取的激勵，變成了陳詞濫調，就可見‘國黨’的機關報有多么難辦了吧？
    同盟會時期，鼓吹暗殺，戴季陶在《民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殺》，說的就是清除民族毒瘤之類的，言辭激烈，觀點極端的狹隘。可十多年后，‘國黨’的報紙還在用這套說法，給人一種詞窮的感受，也不能怪民眾不理解革命的意義。
    而是‘國黨’的革命，已經落入了俗套。
    宋子文就是這樣認為的，‘國黨’是一艘過時的破船，就算曾經是超級豪華郵輪，如今也買不上高價船票了。
    孫大先生無奈之下，只能在‘國黨’內部物色合適的人選去浙江。
    嚴格的說，‘國黨’在上海的臨時避難所，不少區域是屬于王學謙的地盤。他真要是追究起來，‘國黨’只能搬家。所以，孫大先生只能在和王學謙有些往來，雙方關系還算尚可的人中選擇。原本，他是更加看重汪兆銘的，作為‘后同盟會’時期‘哼哈二將’之一的汪兆銘，很得孫大先生的看重。
    可惜這位和王學謙的關系一般，甚至有些不和。
    至于，另一位‘哼哈二將’的成員就是胡漢民了，也不合適。
    想來想去，就想到了在‘國黨’內部核心圈子算是新人的蔣中正。
    有幾點讓孫大先生覺得老蔣是個合適的人選，為人低調，在‘國黨’服務多年，孫大先生都不知道有這么一個人……好吧，先為老蔣默哀三分鐘；其次，老蔣是浙江人寧波人，算是王學謙的家鄉人，好說話；當然排除這些，老蔣還有一個優勢，他是一個新人，一個‘國黨’核的新人，他需要表現。
    不同于章太炎，老蔣的身份孫大先生知道一些。
    刺殺過陶成章，肯定是和章太炎已經擁護章太炎的部分人員站在對立面的。
    而王學謙是章太炎的弟子身份，孫大先生當然也擔心萬一章太炎將擁護他的人轉送給王學謙，那么‘國黨’就有可能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的可能。
    而老蔣絕對沒有這方面的可能，章太炎是絕對容不下老蔣的，作為章太炎名義上的學生，王學謙就是一意孤行，也不會接納老蔣。因為老蔣的身份太低，根本不值得王學謙付出很大的代價來拉攏他。
    加上老蔣和杜月笙的關系不錯，而杜月笙和戴笠是結拜兄弟。
    要是老蔣知道他在孫大先生的心里轉了這么多個彎之后，竟然還和王學謙的情報主管勾搭上了，肯定不敢這次浙江之行。他還嫌自己死的不夠快還怎么的？
    不過孫大先生并沒有說讓他去浙江當‘臥底’，其實‘國黨’有很多核心的高級人才，以各種各樣的名目送到合作者那邊，充當‘臥底’。不過讓人失望的是，絕大部分的‘臥底’都沒有作為地下工作者的態度，反而全心全意的給新雇主做事，甚至還有幸運者成為一方豪強的左膀右臂的特例發生。
    比如溫應星，當初這位就是被孫大先生送到浙江，充當聯絡人的。
    在‘國黨’內部默默無聞，比老蔣都要低調的溫應星到了浙江之后，就扮演了咸魚翻身的絕佳角色。
    攤上了浙南戰事的好處，這位在陸軍學校擔任英文教師的不得志的西點畢業生，竟然一躍成為浙江軍隊的第一人。
    老蔣被孫大先生以聯絡人的身份去浙江的時候，還是興奮的喝了一頓小酒，高興了好幾天。
    處于一貫的敗家做法，孫大先生信奉將自己旗下最優秀的人才送人的一貫表現，聽說之前的廣東大元帥府的總參謀長蔣尊簋送去東北，給張作霖當幕僚。
    因為‘國黨’在送人才這方面一直口碑非常好，蔣尊簋在東北很可能被張作霖委以實權重任。
    唯一的阻力應該在張作霖的首席智囊楊宇霆的態度上，不同于他人，蔣尊簋的身份一度要比張作霖都要顯赫，浙江督軍，總司令。袁世凱時期的軍事幕僚，與蔣百里、蔡鍔三人被稱為南方軍事‘三杰’。可能有被夸大的嫌疑，但實力不容小覷。
    就張作霖的習慣，肯定會驚為天人。
    而且，蔣尊簋是能夠威脅到楊宇霆地位的人物，恐怕在東北的日子不太好過。
    可就算是這樣，在外人看來，蔣尊簋脫離了‘國黨’這艘破船，將會有一番作為。
    珠玉在前，蔣中正也開始籌劃自己的人生，將會有一個新的起點。權力這東西，沒有的時候，嫉妒；只有握在手中才能體會出其萬般的玄妙。老蔣甚至謙虛的想到，只要去浙江混個實權師長，他就滿足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