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前80年）
    西漢政治家，理財家，。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商人子，具有“心算”的技能，3歲時就被任為侍中。45歲時，任治粟都尉領大農（后任大司農），總管國家財政20多年。參與制訂、推行鹽、鐵、酒官營專賣政策，設均輸、平準官平抑物價，打擊富商大賈勢力，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他反對“和親”，主張抗擊匈奴。昭帝年幼即位，他任御史大夫，與霍光等共輔朝政。后因與霍光爭權，被殺。
    桑弘羊理財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強調工商富國，總管國家財政20多年，為了解決嚴重的財政困難，實施了鹽鐵官營等一系列新的財經政策，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孫中山先生也贊揚桑弘羊“行均輸、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率收國饒民足之效”。
    官營壟斷政策曾為漢武帝集聚了大量財富
    桑弘羊理財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強調工商富國。在桑弘羊看來，農業固然可以富國，但卻并非僅有農業才能富國。因為和農業相比，工商業尤其商業也同樣是財富的源泉，所以他明確否定農業是財富惟一源泉的看法，而強調工商業也是財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業的落后還將制約著農業發展。雖然根據史書記載，在桑弘羊之前，管子、范蠡和白圭等都曾論述過商業的重要作用，但是把商業視為致富的根源，并明確提出“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的主張，卻還要首推桑弘羊。
    正因為強調工商富國，桑弘羊站在國家的立場，極力主張采取積極的財政調控政策。在桑弘羊看來，既然商賈“追利乘羨”可以“或累萬金”，那么要增加財政收入，國家當然也可以借此贏利，甚至為了獨占工商業的豐厚利潤，還應當采取官營壟斷政策，并把私營工商業控制在最低限度。他所制訂或主持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實際就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如《史記&#8226；平準書》記載：“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除了工商可以富國，桑弘羊之所以主張國家應積極介入工商業，也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農民的負擔和承受能力問題。眾所周知，漢武帝親政以后就開始四處用兵，同時大修宮室，多次巡幸等。這不僅很快耗盡了文、景時期積累的巨額財富，而且也使得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雖然就賦稅而言，武帝還基本沒有加稅，但就徭役的征發來說卻越來越重。根據《漢書》、《后漢書》、《漢官六種》等記載，漢代法定的服役期限一般是23歲至56歲。但實際上，到武帝中期以后，徭役的征發根本沒有限制，乃至10幾歲的孩子和60多歲的老人都必須服役。例如鹽鐵會議，從民間來的文學就批評說：“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挽輸，并給徭役。”因而對桑弘羊來說，在農民已經不堪重負的情況下，如果再采取加稅的方法來解決財政困難，無異于飲鴆止渴。而如果采取官營工商業的方法，則完全可以達到“民不益賦”又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在鹽鐵會議上，有許多官員就肯定工商官營等政策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盡管這將損害商人和一部分貴族、官僚的利益，但與激化矛盾從而動搖西漢王朝的統治相比，也仍然是一種理財的最佳選擇。桑弘羊曾高度贊揚商鞅“不賦百姓而師以贍”的做法，這實際就表現出他對理財既要增加財政收入又不能增加農民負擔的考慮。
    二是自然資源應收歸國有。在桑弘羊看來，山林川澤本來就應該歸代表國家的皇帝所有。如其“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云云。而所謂少府，在秦漢時期即指皇家財政。這種把自然資源都歸屬國家的理論，實際是反映了桑弘羊的皇權至上觀念。用馬克思的話說，“王權就是私有財產的權力”；用儒學理論解釋，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至于目的，則顯然是要論證國家介入工商業的正當與合理，以便從根本上推翻“與民爭利”的指責。當然，這也是要說明利益不能分沾，國家完全有權收回或剝奪私營工商業的經營權。更何況，按照桑弘羊的說法，山林川澤的開放還造成豪強專利、“眾邪群聚，私門成黨”等等危害國家的后果。
    三是官營工商業的大規模生產要優于私營工商業的個體經營。不言而喻，官營工商業的規模化生產，無論其資金、設備和人員方面，還是降低成本、實行標準化生產和工藝技術改進方面，對于規模一般很小的私營工商業來說，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這一點，桑弘羊在最初總管財政時或許還比較模糊，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總結后，他對大生產的優越性已有了清醒認識。僅就冶鐵而言，桑弘羊就對比說：“卒徒工匠以縣官（官府）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而私營則幾家聯合，既缺乏技術和財力，產品也無法保證質量，“鐵力不銷煉，堅柔不和”。
    桑弘羊的財政調控思想不僅為國家積極介入工商業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在實踐中也確實達到了大幅度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并作為成功范例被后世許多王朝所繼承。“晉、魏、隋、唐以來，皆沿而為法。”
    誠然，對桑弘羊的理財歷來也有不同意見，甚至還有許多咒罵聲音。與桑弘羊同時代的大農牧主卜式，身為太子太傅，有一年僅僅是天氣有些小旱，他就借故向漢武帝要求把桑弘羊處以烹刑——“亨弘羊，天乃雨。”但這主要是由于桑弘羊的理財極大損害了貴族、官僚和商賈的利益。桑弘羊所推行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和酒榷政策，不僅在西漢中期壟斷了工商業經營，使得貴族、官僚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且由于歷代王朝紛紛仿效他的做法，也同樣堵塞了許多人的財路。其中特別是貴族和官僚，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反對“言利”，反對“與民爭利”，但實際上卻根本不顧廉恥，許多人都競相經營工商業。可以說，上至秦漢，下迄明清，這都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因之對桑弘羊，他們就自然要猛烈攻擊和指責了。以蘇軾為例，他對桑弘羊曾強烈譴責，甚至連提到桑弘羊的名字都認為“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實際就是由于他本人也“販鹽及蘇木、瓷器”。無非王安石的均輸市易法斷了他的財路，為了影射王安石，他才怒不可遏地咒罵桑弘羊。
    另一方面，桑弘羊頗受詬病的原因也是由于許多人恪守儒學“諱言財利”的信條。他們抱著孔、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的祖訓，頑固地反對任何官營政策。因之桑弘羊雖然早已作古，但追根溯源，他們對他還是要嚴厲譴責。宋人范祖禹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事例。他所以斷言“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都沒有好下場，就是為了警告所謂“聚斂”政策的推行者。
    桑弘羊理財思想的積極意義
    總結桑弘羊理財的思想，盡管桑弘羊的財政調控曾受到管子和商鞅等人的影響，但其內容和思想深度卻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事實上，不管贊成也好，反對也好，人們也都把桑弘羊視為工商官營政策的始作俑者。宋人呂祖謙就說：“自桑弘羊既開利孔之后，雖有賢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變。”更重要的是，無論古代，還是當今，桑弘羊的財政調控都有著難以否定的積極作用。即以當今為例，雖然我國已經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并相繼取消了茶葉專賣、糧食和棉花的專營制度等，但為了保障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及市場的穩定和人民的身體健康，也還是采取了煙草專賣和食鹽專營等政策。而且，為了保證穩定的財政收入，也為了有效地保護和利用自然資源，國家也同樣對許多重要的礦產資源和原材料實行壟斷專營政策。還有一點彌足珍貴：桑弘羊的理財思想，所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對于今天如何減輕農民的負擔，從而盡快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以及科學地增加稅收，也具有明顯的借鑒作用。（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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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注意到的是，原來他比劉徹還小一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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