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婉喻在1955年早春的一天走出家門，晚上回來，就是個學雜工了。
    做雜工沒關系，什么都有個開始。她靜靜地苦，跟恩娘學的持家本領真好用，打開門，出來的陸家孩子們一個頂一個地體面。
    一天婉喻跟校長在樓梯上碰上。她說她讀過師范二年級，國文和數學都教得好。
    校長從來沒聽過誰的自我介紹比眼前的女學雜工更簡短清晰，并且被宣讀得如此安靜。
    一個星期后，這所中學里出來個叫馮婉喻的代課老師，什么課都能代，連體操都能代。
    婉喻從來不跟她的孩子說她怎樣含辛茹苦。孩子們只看見她一夜抽出多少煙頭來，為了讀俄語。
    學校缺俄語老師，會了俄語可以從代課老師轉正。她在用一年零八個月通過俄語資格考試時，陸焉識再次被減刑。
    減過的刑叫做
    “無期”，她對孩子們解釋。婉喻為了這個
    “無期”帶著孩子們慶賀一晚上。
    “無期”有無數好處呢！
    “無期”也可以理解為不定期，不定期就說不定是明天。明天可能就是焉識的釋放日，為什么不可能呢？
    可焉識被
    “無期”帶到幾千里外的大荒草漠上去了，那也是好的，不必縮在又潮濕又陰暗的監房里，夜里翻身必須喊
    “報告”；
    “無期”意味著動作的自由。大得沒邊的大荒草漠，總是夠你動作的。就在焉識走到場部禮堂大門口的時候，二千五百公里外的婉喻摸了摸胸口：棉衣下面一小塊梗起。
    恩娘去世的時候，把這個項鏈給了婉喻，心形的墜子里，一張小照褪色了：十九歲的焉識和十八歲的婉喻。
    算是兩人的結婚照。焉識登船去美國前照的。婉喻心里怎么會裝得下別人？
    跟照片上翩翩的焉識比，天下哪里還有男人？她突然間想，不知焉識此刻在做什么。
    焉識在場部禮堂門口拍打渾身的雪粉。禮堂沒有門，觀眾的入口掛著厚草簾子，一撩，才發現
    “門”在簾子里面，
    “門”就是人的脊梁：一具具軀體擠在一塊，豎成了一扇
    “門”。這個
    “門”不像一般的門，它無法打開。老幾的身體穿墻鑿洞地往里進。整個禮堂擠成了實心的，每平方尺地面都站著人。
    有人呵斥他，擠你媽呀！生孩子都演完了！老幾想，人們把電影都看這么熟了呢，還在這里玩命受罪地擠。
    又有個人呵斥老幾：還有五分鐘就演完了，還拱什么拱？！老幾覺得好幸運，這趟跑值了，還有五分鐘可看呢！
    沒座位的人站著，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
    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機窗口還高，銀幕上盡是黑影子。他沒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墻。
    一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老幾摸出店主賣給他的饅頭，拉拉男孩，問他肯不肯出讓凳子。
    男孩先是嫌他討厭，用腳踢他，但一看見饅頭，馬上爬下來。老幾站到兩個凳子上面。
    一個老雜耍演員，靠著信念和渴望維持著平衡。老幾的大個子比人高一頭，從他的高度看出去，視野完整。
    現在銀幕上是幾個男的，都是首長，像所有首長一樣邁方步，說起話來東指西指。
    終于出來了一群女人，戴著江南水鄉的圍裙。老幾從一個女人盯到另一個女人。
    他的丹玨該是卷頭發，該是細條條身材，該是用眼睛說話的……他的目光來不及似的在幾個女人臉上找，腦子嗡嗡響，什么都聽不見，只感覺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拽他褲腳，越拽越狠。
    這時銀幕上的人都沒了，稻田、公路都沒了，換成了一間白亮亮的實驗室，窗前站著一個白大褂飄飄的女子，只是背身站著。
    女子拿著個玻璃瓶，朝觀眾轉過身來。男孩在下面扯他褲腿，捶他腳趾頭腳孤拐，老幾隨他捶打，一臉都是眼淚。
    老幾發現自己在嗚嗚地哭。淚水已經弄得他什么也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