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秋天，白居易在游廬山的時候，覺得這里風景實在太秀美，不舍得離開，于是就決定，要建一座草堂。

白居易用了一年的時間，把這座草堂建好了。

草堂建筑極為簡樸，“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堂前是十丈見方的平地，當中有平臺，平臺南面有一個方形的水池，池中有白蓮花和白魚。水池周邊，多是山竹野花。

草堂南邊，靠近石澗，有松杉遮云蔽日，在盛夏時節就像秋天一樣涼爽。草堂出入口是一條白石道，周圍野花叢生，幽靜雅致。

草堂北邊，以層崖積石為假山，雜木異草覆蓋其上，飛泉附近則種著茶樹。

閑時，白居易就坐這里，一邊欣賞飛泉和茶樹，一邊煮茶、飲茶。

草堂東邊，三尺瀑布飛落石渠，飄逸就像白色綢緞，聲如玉琴箏蕭。

草堂西邊靠近北崖右角，用剖開的竹子架空，引山泉流下，隨風飄走，就像珍珠一樣。

草堂較遠的地方，還有幾處冠絕廬山的景觀：春天有“錦繡谷”的花，夏天“石門澗”的云，秋天有“虎溪”的月，冬天有“爐峰”的雪，廬山美景盡收其中。更奇妙的是，甚至在一天之中就千變萬化。

草堂落成不久，白居易寫下《廬山草堂記》，是一篇山水散文，被視為中國山水園林學的開山之作。

在文中，白居易表達了自己的志向，說是將來退休，子女們都成家了，自己就帶著妻兒在這里終老。

白居易在草堂度過了“不惟忘歸，可以終老”的愉悅時光，并在這里將自己的詩作進行整理，編成了一部十五卷的詩集。后來，白居易懷著對廬山的眷念，又將自己的六十卷本文集，寄藏在廬山東林寺。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在公元817年桃花盛開的農歷四月，白居易從自己的草堂出發，到廬山頂上的大林寺尋春賞花。

一路美景，映襯著憂愁失意，白居易感慨萬千，寫下了《游大林寺詩并序》。

這首詩中，白居易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

“人間”一詞，決不僅僅為“山寺”的對仗工整而用，“山寺”也許就是“人間”仙境。

在人間天涯淪落的“長恨”，也許在桃花盛開的仙境中會得到解脫。

江州司馬是個閑職，白居易有很多時間到廬山草堂居住，每次一個人來，常常一住就是十天。他把全部的情思都寄托在草堂和周圍的美景。

在這個自己親手經營的，與自然環境完美諧和的園林景觀中，靜可飲茶、禪定，動可散步、交游。

那幾年，白居易以草堂為落腳點，遍游廬山，與山寺中的高僧談禪論文，享泉石山野自然之樂。

這正是所有抑郁不得志的文人理想的隱居狀態。

白居易在江州表面上沉溺詩酒，縱情山水，問道坐禪，“欲罷去煩惱，漸歸空門”，骨子里還是渴望重新出山，一展抱負的。

他經常告訴自己，雖然自己已經不在乎升官發財，若有轉機，自己也應抓住，起碼可以多為黎民百姓做點事吧？

從元和十二年（817年）開始，朝廷政局逐漸變得對白居易有利。白居易當年在翰林院的老領導崔群當了宰相，陷害白居易的王涯被罷了相位；元和十二年十月，朝廷平定淮西之亂，憲宗皇帝高興之余，宣布大赦，像白居易這樣輕罪被貶的官員，自然有了升遷的機會。

經崔群、江西觀察使裴堪、江州刺史崔能等幫忙，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天，白居易升任忠州刺史（正四品下）。

白居易能夠除刺忠州，崔群起到了“吹噓生翅”的作用。白居易與崔群的書信、詩歌往來貫穿二人交往的始終，數量多、頻率高。

崔群與白居易同齡，字敦詩，號養浩，貝州武城（今山東武城西北）人，貞元八年中進士，年僅十九歲，與韓愈為友。貞元十年中賢良方正科，初為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十二年為宣歙觀察使從事。元和元年累遷右補闕。元和二年，召為翰林學士，歷官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選拔人才公允。

在江州，白居易曾有《答戶部崔侍郎書》，向崔群表達自己的心跡：

“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名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后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幾，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次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于前，枯柳生于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

雖然白居易如此表達對進退窮通的淡然，但是淡然背后是何其的失意。

這封書信可視為是向有一定職位的崔群傾訴衷腸，并渴求其同情而予以援引的行為。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崔群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朝廷的一紙任命在冬天傳達到白居易手上時，他內心充滿了溫暖，還有按捺不住的沖動。他迫不及待地赴忠州履新。

他寫下《別草堂三絕句》：

“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

為感君恩須暫起，爐峰不擬住多年。”

“久眠褐被為居士，忽掛緋袍作使君。

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要勒移文。”

“三間茅舍向山開，一帶山泉繞舍回。

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卻歸來。”

與友人臨別時，他又作了一首《潯陽宴別》詩：

“鞍馬軍城外，笙歌祖帳間。

乘潮發湓口，帶雪別廬山。

暮景牽行色，春寒散醉顏。

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

詩中，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意。

離開傷心地江州，原本想“三年官滿卻歸來”的白居易，卻在時隔五年后的公元822年才重回廬山。那一次，他在托付給東林寺和西林寺長老打理的草堂里住了一宿，就到杭州赴任去了，以后再也沒有回過廬山草堂。

對于忠州的機會，白居易是無論如何都會爭取的，在《入峽次巴東》中，他寫道：

“不知遠郡何時到，猶喜全家此去同。萬里王程三峽外，百年生計一舟中。巫山暮足沾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艛艓上巴東。”

一路上，在憂和喜、焦慮和期待的交雜中，白居易意氣風發、躊躇滿志。

但是，到任后的失望，迅速把白居易拉回了江州生活甚至長安生活形成的慣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