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是神，

月是美女，

月是自己……

縱觀大唐，要說月跟哪位詩人最是知音，李白也比不過。

那個詩人，就是王昌齡。

作為盛唐詩壇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昌齡鐘情于月，在他所創(chuàng)作的181首詩中寫到月亮的有近70首。這些詩中的月亮已不是客觀的自然物象，因詩人創(chuàng)作的處境不同，從而賦予月亮不同的思想情感內(nèi)涵。王昌齡一生的人生經(jīng)歷，豐富了月所體現(xiàn)的人文屬性。

月的陰晴圓缺，月的升降冷熱，其實也是王昌齡真實的人生經(jīng)歷的內(nèi)心寫照。

一生命運坎坷的王昌齡，自己雖然似乎受到命運的詛咒，卻依然為失意的人奔走呼號。

一輪月，兩相思，王昌齡用心體察征人遠戍的愁悶，和那輪明月一樣真誠地哀慟他們的不幸。而對于那些身陷“高墻”的女子則以女兒般的情懷，對著月亮哭訴內(nèi)心的凄怨。

但正如月亮永遠是夜空的主角一樣，王昌齡的一生雖然充滿了悲劇色彩，但他卻未被打入“冷宮”，而是在詩歌的舞臺上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盛唐詩壇尤其是邊塞詩歌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王昌齡用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踐行了其在詩歌理論中所提倡的詩緣于任性的觀點，為月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情感內(nèi)涵，從深層解析了悲苦的根源，充滿了人文關(guān)懷。

雖然王昌齡的死令人唏噓，但他的名字連同他的詩歌，像那輪明月一樣，依然溫柔撫慰著著神州大地。

（二）

濠州的月，也許見過王昌齡最后一面。只是我們不知道，暮年流離的王昌齡，是否也在去世的一瞬間，把自己想說的話留給了明月？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被貶為“龍標（今湖南懷化）尉”的王昌齡，覺得天下大亂，逃難中的朝廷似乎沒有力量再來顧及他們這些貶官罪臣，幾經(jīng)考慮決定出走，于是私自離開了貶所，打算回到家鄉(xiāng)山西去。

至德二載（757年），花甲之年的王昌齡從龍標北上到長江，然后順流東下，再走陸路北上到濠州（治所在今安徽鳳陽），只要穿過叛軍控制區(qū)域就能到達山西。

當時安史叛軍處在鼎盛時期，占據(jù)了長安、洛陽以及整個河北地區(qū)，山西雖然還在唐軍郭子儀、李光弼手中，但也是叛軍的主攻方向之一。

叛軍另外一個主攻方向就是江淮，叛軍尹子琦部南侵，準備攻占江淮乃至江南這片唐王朝賦稅、糧食主要區(qū)域，幸好被張巡、許遠在睢陽（現(xiàn)河南省商丘市）付出極大代價阻擋住。

王昌齡就是在這樣一個時間節(jié)點到了濠州。誰也想不到，濠州成了王昌齡人生的終點。

當時濠州刺史是閭丘曉。“以刀火之際，歸鄉(xiāng)里，為刺史閭丘曉所忌而殺”。《唐才子傳》記錄的王昌齡之死，讓人扼腕嘆息。

王昌齡遇害之時，已經(jīng)是花甲之年，也許他早已看透世間冷暖，對世間已經(jīng)不再留戀。

也許，王昌齡會對濠州城上徘徊的月這樣說：

“平生快意邊關(guān)度，落葉飄零望晉陽。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xiāng)。”

關(guān)于濠州刺史閭丘曉殺害王昌齡的原因，早已成為千古之謎。

而史書上，只有一句記錄證明了閭丘曉與王昌齡的死有關(guān)，《新唐書》記載：“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后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余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yǎng)？曉默然。”

王昌齡遇害之時，是至德二載（757年）。此時，一場空前慘烈的大戰(zhàn)正在睢陽展開，守城的官員張巡、許遠兵微將寡，面對叛軍攻城苦守數(shù)月。

當時唐王朝任命的江南節(jié)度使張鎬負責江淮方面軍事，濠州和睢陽相隔不過百余里，張鎬命令濠州刺史閭丘曉救援睢陽張巡和許遠，而閭丘曉唯恐招惹叛軍南下，遲遲沒有發(fā)兵，等到張鎬調(diào)集的援軍到達睢陽時，睢陽剛剛被叛軍攻破三日。也就是說，如果閭丘曉出兵救援睢陽，很有可能睢陽不會失陷。

于是張鎬大怒，杖斃閭丘曉，為張巡和許遠報了仇，同時，也報了王昌齡的仇。閭丘曉也知道自己有罪，向張鎬求情說自己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吃奶嬰孩需要撫養(yǎng)，請張鎬饒自己一命。張鎬說“你害死了王昌齡，他的親人誰人能養(yǎng)？”閭丘曉啞口無言。

由此，我們可以大膽猜測，之所以王昌齡死在閭丘曉手中，張鎬殺死閭丘曉時又特別提出王昌齡，唯一原因應(yīng)該就是王昌齡在濠州惹怒了閭丘曉。

二人應(yīng)該原本并無仇怨，甚至都未必能夠見過面。在當時的情況下，王昌齡必定是因為力勸閭丘曉出兵，在閭丘曉拒絕之后，說出了一些很難聽的話，比如“你閭丘曉坐視友軍被圍不救，莫非是與叛軍有所勾結(jié)，準備叛軍一到就舉城投降？”

以王昌齡的品德和性格，這些話能說得出來。

當時睢陽形勢危急，張巡苦守十個月，派遣南霽云向周邊徐州許叔冀、臨淮賀蘭進明等人求援，結(jié)果無人來救，后來許叔冀、賀蘭進明都投降了安史叛軍。閭丘曉所在的濠州與睢陽最近，睢陽一旦失守，亳州定是叛軍下一個目標，閭丘曉拒不發(fā)兵救援睢陽，大概率是已經(jīng)存了投降叛軍的企圖。

這種情況下，王昌齡一個小小的八九品小官吏，在至少是正四品下的刺史面前，揭露其叛逆企圖，惱羞成怒的閭丘曉必對王昌齡起了殺心。

《資治通鑒》說閭丘曉這個人傲慢兇狠，似這種敢殺詩家天子的狂人，殺他百次都不夠。好在一向同情詩人的張鎬，最終替王昌齡報了仇，算是告慰了王昌齡的在天之靈。

（三）

王昌齡（698—757），字少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說京兆長安人（今西安）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

王昌齡早年貧苦，主要依靠農(nóng)耕維持生活，30歲左右進士及第。初任秘書省校書郎，而后又擔任博學宏辭、汜水尉，因事被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后被謗謫龍標尉。安史亂起，為刺史閭丘曉所殺。

王昌齡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人交往深厚。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塞所作邊塞詩最著，有“詩家夫子王江寧”之譽，又被后人譽為“七絕圣手”。王昌齡詩緒密而思清，與高適、王之渙齊名，時謂“王江寧”。有文集六卷，今編詩四卷。代表作有《從軍行七首》《出塞》《閨怨》等。

在唐代詩人中，王昌齡始終是個迷一樣的人物。

他的許多詩句我們都耳熟能詳，如“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萬里長征人未還”（《出塞》）；“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尋漸》）等等，但是，他的一生行狀，史書所記卻寥寥無幾。

王昌齡是一個獨孤走在人間的大唐詩人，如陳子昂那“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一般。

也許正是這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飽滿的心，王昌齡才把自己的本真與本心，在筆端盡情綻放，為后世留下那大量膾炙人口的經(jīng)典詩作。

大唐的由盛轉(zhuǎn)衰，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空前的污濁，王昌齡用其真心寫春秋，恰似在塵埃中開出了一朵朵屬于自己的花。更像是那輪明月，無論盈虧，始終都守護著傳承千萬載的華夏文脈。

（四）

戍樓上徘徊的月，曾陪著王昌齡走馬邊關(guān)。

王昌齡曾“漫游西北，奔赴邊塞”，希望有朝一日立馬橫刀，征平胡虜，建立不世的功勛，卻奈何時運不濟，只得悔嘆：“雖投定遠筆，未生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王昌齡雖未曾在塵沙飛揚的大漠邊塞建立寸功以揚名獲利，但他對人生境遇的敏感體驗，已經(jīng)和他手中的筆融為一體，走馬邊關(guān)入詩中，成就了他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邊塞詩人”的美名。

王昌齡邊塞詩里多次現(xiàn)“月”的身影。如，“騮馬新跨白玉鞍，戰(zhàn)罷沙場月色寒。”（《出塞二首》其二），再如“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guān)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從軍行七首》其二）等，在這些詩中，“月”幾乎成為了詩人營造邊關(guān)孤寂冷清氛圍的關(guān)鍵意象。

可以說，王昌齡把月的特性發(fā)揮到了極致。

在邊塞，王昌齡是一個旁觀者，也是親歷者，他用自己的筆觸記錄下了邊關(guān)將士清貧的生活和戰(zhàn)斗的艱苦，以及他們奮勇殺敵、誓破樓蘭的豪邁情懷。

此刻的月，似乎不僅僅是為了渲染邊地的凄寒。試想一下，在百年征戰(zhàn)的古老戰(zhàn)場上，戰(zhàn)事初歇，戰(zhàn)士們枕戈待旦，四野月色昏黃，塵沙飛揚，這時的“月”便不再只是陰柔潔白的玉輪，而是成為了烘托愛國將士們的英勇奮戰(zhàn)的英雄形象，營造悲壯的戰(zhàn)場氛圍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象征。

還有一層意義。戰(zhàn)士們遠離故土，那輪同樣照耀著故鄉(xiāng)的明月，自然也成為了他們思鄉(xiāng)懷人的情感寄托。他們辭別故土，遠赴邊關(guān)，甘愿忍受寂寞和疲憊，也是為了確保家國的安泰，此刻的月又成為了他們征戰(zhàn)沙場的力量源泉。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邊關(guān)烽火連綿，家書亦抵萬金。長久的戰(zhàn)事帶來了的精神上深重的離別之苦。王昌齡作為一個親歷者，通過自己的筆觸真實地反映了戍邊將士的悲苦與愿望。

“烽火城西四百樓，黃昏獨坐海風情。更吹羌笛關(guān)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月”再一次出現(xiàn)，在茫茫荒漠，西風勁吹，烽火城樓雖逾數(shù)尋，卻抵不過羌笛悠悠喚起的濃濃鄉(xiāng)愁。

在詩的后半句，以“關(guān)山之月”入手，筆鋒忽轉(zhuǎn)，千萬里外征人的嬌妻也在同一片月光下愁腸百結(jié)。一輪明月，兩處相思，巧妙地把征人思親，思婦念遠聯(lián)系在了一起，愁上加愁，哀婉動人。

（未完待續(xù)，隨時補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