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心，秋天云。時而里秋風陣陣，時而里暴雨傾盆。多少個憂愁不眠夜，多少個歡愉黎明晨。”這是一首流行于20世紀80年代的歌詞，活化了女人善變，女人善感的心理特性。
明代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詞話》，與同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相較，最顯著的敘說特征是，把女人作為故事主體。書名由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三個女人名字中的一字匯成，便表明其文本創作目的有二：一是創作旨趣專注女人；二是金瓶皆用人名第一字，而梅用人名末一字，非是隨意安置，而是暗指三個女人身份上的差異性。故而，這部洋洋百萬字的巨著，花費筆墨最多的是女人故事，寫得最為悲切的是女人故事。人生的洞察與透悟，皆與女人的喜、怒、哀、樂緊密關聯；人生的理想與輝煌，皆與女人的愛、恨、情、仇互相糾結。故，有明代文杰袁宏道大贊：“云霞滿紙，勝于枚生《七發》多矣！”云霞之謂，言炫麗而自然非人工可為。用于指女性故事，貼切真實。
《金瓶梅》之前的古典小說，特別是長篇章回小說故事，其選材更多講的是男人的事情，大多歌頌的是那些歷史上的偉人才俊，江湖中的草莽英雄，神魔修行者的奇幻歷險，等等。在各式各樣的男人故事中，女人埋沒在男人們輝煌奪目的光芒之中，難以攝入敘述視野。即使故事不得不對女人的事情偶有染筆，女人也只為炫示男子漢氣概做襯料，只是彰顯英雄多情的美飾罷了。蘭陵笑笑生之于《金瓶梅》則打破了這種慣性的題材選擇，他以勇敢的態度、開創性的眼光、縝密的理性思考、嫻熟的寫作技巧，構建了一部以女性故事為主的杰出文學作品。
自《金瓶梅》出，寫女人的作品越來越多。至清代，終于誕生了一部經典小說《紅樓夢》。脂硯齋題“深得《金瓶》之壸奧”語，可謂一語中的，言簡意賅地說明了《金瓶梅》對后世創作的影響之巨。確實，文學本源于生活。從人類形成社會以來，女人的世界猶如男人的世界一樣豐富多彩、千姿百態。女人的生活與男人的生活一樣千回百轉、復雜玄妙。在對待性欲、情愛、友情、婚姻、子女、財富等問題上，女人尤比男人更敏感，更注重、也更愿意珍惜和付出。因為，與男人廣大的存在空間相比，那些男人不成為問題的諸多問題，構成了女人逼仄生活境遇的主旋律，尤其對于生活在“偽道學”盛行時代的女人們，那些對男人而言不成問題的問題，極有可能就是她們生活的全部問題。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婚姻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和等級制度之上的，傳統的婚戀觀，的確能有效地維系家庭關系的穩固和社會秩序的安定。但這種穩固與安定，卻是以犧牲個人的幸福，特別是女性戀愛自由的可能為代價。在君主集權時代，男女婚姻關系的建立，最為強調的是要合乎“禮數”，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門當戶對”的社會等級配置。很顯然，家庭利益需要遠遠大過個人幸福的權利追求。這種“唯利是圖”的悲劇婚姻，一經被社會熟視無睹、習以為常之后，個人情感價值受到極度漠視的情形，便成為自然而然的慣性和常態。在這種婚戀觀的操縱下，個人選擇情感對象的自由被剝奪，女性的貞操在道德的審視中被過分強調，甚至到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程度。女人能否守節，特別是為死人守節，看得比女人的生命還重要。這種重死不重生，重節不重命，對個體生命價值淡漠與輕視的倫理道德觀，使人的合理情欲備受壓抑，使很多美好的愛情遭到扼殺。
中國社會曾長期存在過“一夫多妻”的制度，這充分說明兩性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對女性性別的歧視。一夫多妻，不僅是富貴人家的專利，即便生活水平較差的一般家庭亦可如此。如果說，在《孟子》中出現“一妻一妾”的家庭模式，與當時因戰爭或社會動蕩引發的兩性人口比例失調有關，使得討飯度日的男子身邊尚有兩個女子跟隨的話，后來社會婚姻家庭制度沿襲“一夫多妻”制，則只為不平等的兩性地位提供合法性而已。更有甚者，男人若對家中妻妾仍覺不能如意，他們便可以嫖客的身份，到妓院、窯子等場所去尋找肉體的快樂和滿足，尤其是那些在社會上有權有勢、腰纏萬貫的所謂成功男士，歡場的女人是專為他們所準備的。男人性滿足的合法體制是以女人的痛苦為基礎，女人是不能作為社會人，對“性”問題有話語權的。在所謂“一把茶壺四只碗”的家庭構成模式中，兩性間不對等的搭配關系，造成家庭中女人們幾人歡喜幾人憂。在那樣的時代，女人一生的意義完全取決于她在家庭中所處的地位如何。女人一旦受丈夫冷落，意味著她一生價值的完結。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婦女的命運是悲慘的，至少明清時代普通女性的“生態”大多如此。可既然這世界本來就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組成，那么作為對人類情感生活進行觀照與折射的文學，特別是敘事文學，在它講述人生時，男與女本應擁有同等的分量。這樣看來，《金瓶梅》對中國女性文學的開創貢獻，便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瓶梅》不僅是一部著意描寫女性群體生活的書，也是一部廣泛探討女性性愛、婚姻問題的作品。這種探討是通過虛擬故事中人物自身的婚戀行為，以及作者所秉持的臧否態度來進行的。作者很在意因人而異的敘述呈現，同為性行為，反映在不同人物身上就呈現出不同的觀念類型：有的人視婚姻為獲取心理平衡和生理滿足的方式，情愛的表現就是盡情泄欲和“把攔漢子”（如潘金蓮）；有的人把男人是否能滿足自己的性需要視為愛情和婚姻的基礎，只要能做到“像醫奴的藥一般”令一己可意，便可舍棄一切，把全部身心奉獻出來（如李瓶兒、韓愛姐）；有的人把兩性關系作為一種籌碼，以此來尋求自身的地位和社會身份識別的改變，一旦達到目的，婚姻中性關系的專一性和神圣性就變得微不足道（如龐春梅）；有的人看重以婚姻作為保障的性關系，并認為女人在失去丈夫后，有權對自己的婚姻作出選擇（如孟玉樓）；有的人把性關系視為極其神圣的東西，看作是維護家庭夫婦感情的重要手段（如吳月娘）；有的人把性關系視為一種利益交換關系，在這類人眼里，性，淪為有價可售的生財之源，并以此來改變已有的生存現狀和環境，以“輸身”來“借色謀財”，甚至幻想著進入大戶之家，掙個小妾位置（如宋惠蓮、王六兒、如意，甚至妓家出身的李桂姐之流）。還有的“唯性是圖”，一味追求感官的滿足，喪失了禮義廉恥，不顧倫常道德（如林太太之流）。面對這些不同類型的性行為和性心態，作者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有對真誠與善良的褒揚，也有對丑惡和無恥的針砭。
明代四大奇書，唯《金瓶梅》最長于描摹人情世故。小說從武大郎的三口之家，牽出了西門府幾十口人的大戶人家，再延伸到一個縣，一個省，一個王朝，一個天下。樸素的筆觸，勾畫的全是齷齪又茍且的現實生活之種種。審視的目光，冷峻到骨痛。蘭陵笑笑生筆下的人物，撕碎了文學對現實曾經豐滿的理想，注入的是濁世生存必備的“城府”智慧與市井手段。
這部小說中的人物很俗，可正因為這份俗氣，使讀者愈加懂得了俗世的生存之道，明白了人生多是一個忍辱負重、百折百損的過程。在這些文學人物的生命詞典里，詩和遠方都是生僻字，錢勢與享樂才是人生的終極一端。如今，人們透過古代社會中俗人們的生命過往，每每會在經意與不經意間，發現現實周遭的生活中，不乏相類似的生存掙扎與恐懼，現實的人生與小說中形形色色人物的經歷、命運何其相似。然而這部十足世俗的小說，歷經不同朝代的封殺，遠離了與它最為貼近的世俗社會，留給后世的竟然是第一“淫書”之名的誤識。真可謂：一部《金瓶梅》，人間悲與淚。誤作風月談，孤憤幾人會？真真地可哀可嘆！故，想要斗膽為《金瓶梅》、為《金瓶梅》中的女人們說道說道，說說她們的家長里短，道道她們的命運多舛。
蘭陵笑笑生一方面揭示晚明的女性們敢于沖破傳統的婚戀模式，以更具現實性的兩性婚姻觀念作為自己的行為指導，另一方面賦予她們言行和心理的合理內涵，表現出對女子自主婚姻、寡婦改嫁等進步婚戀觀的贊同。有理由認為，《金瓶梅》對婦女的愛情、婚姻及性問題的探討，不僅較為全面，而且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這是此前的其他長篇小說所望塵莫及的。正因如此，對文本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討論，已然超越一般意義的文學批評，而是更多透過小說塑造出來的各式形色的女人，通過這些被稱為“第二性”（西蒙·波伏娃語）者所走過的心路歷程，透視在東方文明大國發展途程中，她們的身心所經歷過的“煉獄”。在賞閱她們百媚千姿的音容笑貌，進入她們奇異迷離、驚心動魄、令人目眩神搖的心靈世界后，讓那些熟悉又五光十色的世態人情，那些道不明說不清的人生迷津，以及感人、迷人的生命絕唱，都隨著對一個個人物的品味，獲得一份感悟后的愉悅。
在中國敘事文學的歷史陳列中，如果沒有了《金瓶梅》這樣一部首次集中筆墨描寫女人生活的書，沒有了女人故事的講述，失缺了對女人情感世界的觸及，文學史的書寫該是怎樣難以想象的寂寞。
既是說書品人，依據的底本當是第一要緊的事兒。思來想去，余以為選擇人民文學出版社《金瓶梅詞話》（1989年版）是較妥當的。理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包括《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其他古代小說，出版過不止一種普及讀本，而《金瓶梅》在國內一向沒有普及讀本。這部1989年版《金瓶梅詞話》為簡體橫排刪節本，屬普及率較高的讀本，故作為底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