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井荷風原名永井壯吉，別號斷腸亭主人、石南居士、鯉川兼待、金阜山人等，一八七九年生于東京，父親是個精通漢學、留洋美國的官吏，擔任過明治政府文部大臣的秘書長。永井荷風早年受到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學時代愛讀日本和中國的古典作品，學著寫過俳句、落語、狂言和漢詩。一九〇三年，其父為使他將來成為一名實業家，讓他去美國留學，而永井荷風更崇尚歐洲文化。留美期間，他受到美國自然風情的感染，后又轉道法國旅行，因與父親發生齟齬，失意中在法國度過了十個月的郁悒生活，但受到西方文學的熏陶，創作思想和風格均有明顯變化。回國后他出任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并主辦了日本唯美派雜志《三田文學》。一九一六年，永井荷風辭去教授和雜志編輯的工作，開始了長時間的隱居生活。一九五九年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死于獨居的陋巷。
永井荷風一生留下了許多小說、隨筆和譯作。最早的小說在當時的名作家廣津柳浪的推薦下發表，初期作品《野心》（一九〇二）、《地獄之花》（一九〇二）等受法國左拉的影響，有早期自然主義的傾向。從法國回來后發表了短篇小說集《美國故事》（一九〇八）和《法國故事》（一九〇九）后，一躍成為知名作家。雖然《法國故事》曾受到明治政府禁止發行的處分，但這段時間是永井荷風創作生涯中創作愿望最強烈、生活最充實的時期。他應夏目漱石之邀而發表的長篇小說《冷笑》（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對明治社會的丑惡、庸俗和膚淺進行了尖銳的抨擊。永井荷風的小說代表作有《隅田川》（一九一〇）、《競艷》（一九一六）、《梅雨時節》（一九三一）和《東綺譚》（一九三七）等，此外他還著有隨筆集《江戶藝術論》（一九二〇）、《雨瀟瀟》（一九二二）、《下谷叢話》（一九二六）、《荷風隨筆》（一九三三）及一些劇本。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日記《斷腸亭雜稿》，簡練而忠實地記錄了作者的大半生，既是一部優秀的隨筆作品，也是了解這段時期日本社會風俗和作者思想的重要資料。他的譯詩集《珊瑚集》（一九一三）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有名譯作，曾給佐藤春夫、堀口大學等詩人以很大的影響。永井荷風于一九五二年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勛章，一九五四年當選為日本藝術院委員。
早期作品《地獄之花》（譚晶華譯）是通過一位在富豪家當女教師的姑娘園子的遭遇，反映了明治時代婦女決心沖破世俗觀念、爭取近代人自由幸福的思想。這部作品中既有左拉文學的影響，又有作者自身反抗家長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作品的跋被日本文學界看作左拉主義的宣言，影響很大。
永井荷風在文學上的逆反精神也在《地獄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富豪黑淵過去與外國傳教士的小老婆通奸，待傳教士死后，他們結婚并繼承了傳教士的巨額財產，因此遭到社會的仇視、擯棄，非常孤立和苦惱。主人公園子對此非常同情，她認為黑淵固然有罪，但是“社會是不是一直這樣公平地懲罰每個有罪的人呢？一國的首相橫行妓院，至今還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體；政治家幾度凌辱婦女卻滿不在乎；教育家隱瞞丑惡的受賄罪不以為恥。社會不是照樣對他們放任、寬容，他們的地位和信譽不是并未受損嗎”？這種不公平現象使作者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他同情弱者，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表示反感和義憤。
這一點在《東綺譚》（譚晶華譯）中也有明顯的表露，他認為：是宰相和教育家們的欺騙、“名正言順的妻女們的虛榮心”在“驅使他奔向一開始就知道的、邪惡而黑暗的街巷”。他相信：在道德敗壞的深谷中，不僅有真實和親切的感情，還有“嬌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淚水之果”。
此外，永井荷風對當時日本的傳播媒介為取悅讀者而動輒對文人“筆誅”的現象也是深惡痛絕的。他幾次“受害”，除了敬而遠之外，只能懷著強烈的逆反心理進行嘲諷，甚至不惜咒罵幾句來解恨。在《地獄之花》里，他借富子之口說：“那些報社的人大都如同流氓，一句話，全是些有前科的烏合之眾，要是社會上的人都把他們寫的東西當做事實，那我對這漆黑的社會才不以為然呢！”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在軍國主義法西斯統治下，部分文學家充當御用文人，戰時還有作為戰地報道班成員奔赴前線而撰寫所謂“國策文學”的人。永井荷風則一直采取正面對抗的態度，他的反戰精神在日本文壇有口皆碑，其思想和言論在日記《斷腸亭雜稿》中表現得最為充分。他曾采取抗稅措施，目的是不讓軍隊去多買炮彈。在代表作《東綺譚》中，永井荷風用揶揄和嘲笑的筆觸描繪了戰爭年代日本黑暗的形勢和奇怪的社會風氣。例如主人公面對警察的無理盤查和抄身，臆造了一個家庭成員——妻子，并把法國大革命的紀念日說成妻子的誕生日，臨行前主人公把所吸的煙霧朝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里吐去，真想說“你還是聞聞我的煙香吧”，以表示對警方的蔑視。每當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總要外出散步，其理由是躲避收音機廣播的噪聲，而噪聲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拿九州方言講的政論”。盡管商店櫥窗里裝飾了戰地士兵的偶人，但路人漠不關心，使主人公感到“異樣”。“五一五事件”[1]后，電線桿上貼滿號外，而民眾對此并無特別表情，“只有擺攤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給玩具兵器上發條，用噴水的玩具手槍亂射一氣”。在這部作品里，永井荷風對警察的蠻橫、無知以及日本發動大戰前的黑暗時代的嘲諷是尖銳和無情的。他懷著一種悲哀和冷漠的心情注視著自己的國家步步滑向戰爭深淵。
由于永井荷風長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而對西方文化和文明極為熟悉，他比較善于用西方藝術的審美眼光去觀察自己國家的國情和風俗。日本在江戶時代經歷了二百年的鎖國期，到明治維新后，隨著國門洞開，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發揮天生的模仿才干，從日常的飲食起居到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西方文化的影響觸目可見，其中不乏駁雜、淺薄的文明開化現象。永井荷風在作品中對這些現象進行了嘲弄和批判。
《梅雨時節》（郭潔敏譯）主要寫一個名叫君江的咖啡館女招待從鄉下進城后，在東京鬧市銀座的特定環境中，受當時西風東漸的影響，變成一個沉溺在與異性淫亂取樂之中又毫無羞恥感的女人。她的墮落并非為了掙錢，而是為了“快樂”，這反映了當時社會風氣使人道德淪喪的現象，有文明批判的傾向。在《東綺譚》中，永井荷風對當時東京實際存在的俗惡現象披露很多，抨擊得也很激烈。諸如咖啡、紅茶的喝法，外國人名地名的譯法，赤坂溜池牛肉店欄桿的裝飾，出租汽車司機的不文明舉動，現代人無處不露的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優越感，文人墨客的結黨營私作風，等等。通過這些，我們可以了解永井荷風作為一個文學家的氣質、教養、興趣及精神狀態。文藝評論家中村光夫這樣評價他：“可以認為，在我國的文學家中，他不僅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側面，而且還是一位完全消化吸收了的開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國、精通外國文學，作為有國外生活經歷的文學家，他還是唯一的成熟者?！保ā逗娠L的青春》）因此，當時的永井荷風就像一只立于雞群的鶴，他是孤立的，恐怕真正理解他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評內涵的日本人并不很多。
永井荷風的作品還有明顯的懷古傾向，代表作《隅田川》（譚晶華譯）就是永井荷風創作中最具古典風格的小說，主要人物長吉、阿絲及蘿月的形象與殘留著江戶情調的隅田川畔的自然風光融為一體，寫出了一個完整的藝術意境。長吉的感情和心理與作者青年時代的感情和心理是重合的。永井荷風所追求的理想、完美的江戶時代的藝術情趣在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因此，他想盡力把該處的季節變化、風俗人情表達出來，以寄托自己的懷古幽思。
《東綺譚》也忠實地記錄了作者的這種情緒。在談到阿雪的形象時，永井荷風寫道：“阿雪是繆斯，她使我那倦怠、荒涼的心靈中清晰地浮現出往昔令人懷戀的幻影。”“在令人緬懷往昔的影響力方面，阿雪真比飾演鶴屋南北狂言劇的演員和擅講蘭蝶故事的鶴賀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說臺詞的藝術家。”這種三四十年前業已消失的“虛無縹緲、光怪陸離的幻影幻人”，正是作者要追求的江戶時代的古典美，它是消極和頹廢的。永井荷風對它的無限留戀和熱衷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但也是社會政治環境和令人窒息的時代造成的結果。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事件”[2]（也叫“大逆事件”）發生時，擔任慶應義塾大學文科教授的永井荷風從六月起每天看到載著“囚犯”的馬車駛向日比谷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執行死刑后，永井荷風深受震動和刺激，他在一九一九年發表的《火花》一文中說：“我在社會上所見所聞的事件中，還從來沒有過像這樣令人產生不可名狀的厭惡心情的。我既然是個文學家，就不應當對這個思想問題保持沉默。小說家左拉不是曾經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主持正義而亡命國外嗎？可是我和社會上的文學家都一言不發，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難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個文學家而感到極大的羞恥。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創作降低到江戶時代那種格調，從這時起，我開始提煙袋、集浮士繪、彈三弦了。”
另外，永井荷風還寫有《積雪消融》（譚晶華譯）和《兩個妻子》（譚晶華譯）等中短篇小說。
應該看到，永井荷風的文學是由各種要素構成的，其思想傾向也絕不是單一的。他的一生證明他是一位堅持自己思想、維護自己個性的很有特點的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藝術上，永井荷風所代表的日本唯美主義的文學作品克服了自然主義平板單調的缺點，感覺敏銳、語匯豐富、詩情洋溢，其藝術形式也是多彩多姿的。
譚晶華
注釋
[1]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海軍青年將校和“愛鄉塾”學生對政府腐敗和《倫敦條約》削弱了日本海軍力量一事不滿，為建立軍事政權而發動兵變。兵變軍人襲擊首相官邸等處，殺害犬養毅首相。事件后日本軍部勢力增強，政黨內閣時代宣告結束。
[2]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等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被指控圖謀殺害天皇而被捕，十二人被處死。